关于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探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6-01 16:54:21

一、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及其作者和受众群体的变化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出版也空前发达,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在出版业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新的受众群体开始形成,图书的品种也因此发生变化,而且更加丰富。与农民相比,市民阶层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人际关系不是靠宗法和血缘来维系,而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只身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市民阶层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另外,市民阶层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因而,阅读无疑成为排遣寂寞的最好途径。虽然市民阶层对图书有着潜在的需求,但他们对图书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四书五经是官僚士大夫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诗词歌赋是他们赖以消遣的精神食粮,是他们身份的符码,而这一切“雅文化”对于绝大多数市民阶层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化”以及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实用性图书。因此,市民阶层是一个不同于士大夫的新兴的读者群体。精明的书商及时地发现了市民阶层的需求和特点,纷纷刊刻了一大批反映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生活情趣的图书,把市民阶层对图书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从而进一步培育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的读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大众通俗读物成为绝大部分出版商的主打品种,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出版的繁荣。新兴图书受众群体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市民阶层上,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受众群体也开始分化。自从儒家的统治地位确立后,两千多年以来,文学就丧失了独立性,就一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在文学观念上,士大夫大都遵从“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将俗文学视为鄙野之言和淫邪之辞而加以排斥。但明中期以后,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在文学观上,很多士大夫开始为“俗文学”正名,嘉靖年间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认为“真诗乃在民间”,这里的“诗”是泛指文学作品,而非狭义的诗歌;万历年间,李贽在其著作中将《西厢记》、《水浒传》等称为“古今至文”;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也都高度肯定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晚明时期,很多士大夫将“三言二拍”、《金瓶梅》、《绣榻野史》之类的市民小说摆到了床前案头,这意味着从士大夫中开始分化出一部分新的受众群体。这种分化无疑会拉动图书的消费,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使一部分文人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出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

明中后期,作者队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前期,由于商业出版的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经史和诸子的著作以及名人文集,而这些很大一部分是前朝的作品,即使是当代人的作品,作者也基本上都是知名的文人学者。但是到了明中后期,在市民阶层对图书需求的拉动下,许多下层文人开始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来,如邓志谟、王世茂、王焯、许以忠、陆云龙、熊大木、余象斗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其中有的是科场上屡试不中的失败者,或者是最底层的官吏,但他们都创作或编纂了大量的小说和日用类书等通俗读物。下层文人加入通俗读物的创作活动是市民文化发达和商业出版繁荣的结果,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出版的繁荣。除下层文人外,明中后期,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也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来,如在戏曲的创作上,“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记”;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属于官僚士大夫阶层,但汤显祖创作了大量的戏曲作品,冯梦龙则编纂了“三言二拍”、《情史》和大量的民歌选集等,李贽、袁宏道等还热衷于通俗小说和戏曲的评点工作,书坊争相刊刻他们评点的作品。文人学士的加入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通俗文学的传播,而且消解了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对立,有利于商业出版的持续繁荣。

二、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

大众传播和以市民为受众主体的大众文化是相统一的。根据郭庆光先生的定义,“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由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受众和作者群体的变化,明中后期的商业出版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传播内容上都基本具备了大众传播的特点:书坊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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