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新的困境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赵国乾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0 11:16:10

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坛的重构与创新,始终是挣脱了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束缚,获得了独立学科意识和身份的文艺学家们的焦虑中心,如今这种焦虑因为全球化、文化转型和文学泛化的冲击和挤压而更显急迫。本文旨在围绕“文化转型视域下的文艺学创新”话题,对文艺学存在的困境及重建,进行必要的学理思考与理论回应。

一、文化转型与文艺学的当下“困境”

文化转型,可以说是当下学术界的理论“共名”。文化转型虽然以社会转型为前提条件,但社会转型并不等同于文化转型。社会政治经济等显性层面的变革——政治民主化与多元化、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的确加速了文化的感性化与开放性的的转型,但是文化转型终究是社会的深层变革,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淡化与转向,不但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调整与创新,而且意味着社会潜意识、无意识的泄漏与转移,意味着传统价值认同与心理预期的轰毁与调适。

总的来说,文化转型的核心价值的重估与重建,随着哲学思潮上的传统认识论、实践论向存在论转移,人类中心论向整体论转移,封闭的独断论与决定论向开放多元的实用论与发散论转移等等,传统的价值在重估中重建,过去的某些稳固而丑陋的心理预期出现了裂缝与断层。也正是文化转型,不但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方式,披上了斑斓的色彩,而且为美学和文艺学的创新提供了最佳的社会条件与艺术契机。

文化转型,必然产生许许多多现实问题和文艺理论热点;价值重建,必然出现各种文化与理念的冲突与轰毁。无论是关注文学当下,还是前瞻艺术未来,实践与理论、出路与困境、忧患与使命,从言说到回应,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学术焦虑与困境。

1.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理解的困惑

研究一门学科首先要明了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性质不仅决定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而且更重要的,它决定该学科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研究对象是维系此学科存在和发展意义的现实保证,一个没有对象或对象不明的学科是很难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的。而当下文艺理论的研究却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忧虑之中。

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曾经是毋庸置疑的,这便是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学、文学活动及相关的文化现象。然而,文学在现时代的遭际不能不使人感到莫明的困惑,文学理论研究什么突然成了问题。简单地将“文学”或“文本”作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已显得苍白无力。在当下,对此问题大致有激进与保守两种倾向。前者主要受当代西方文艺学发展形势的影响,主张我国的文学理论应该进行边界的移动,“扩容与转向”,[1]强调将广义的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研究纳入视域之内,进而把文学理论的边界扩至极限,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尽纳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后者则力守文艺学研究传统的界限,仍将文艺学理解为以文本为中心的涵盖创作、接受等文学活动的“文学学”,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坚持“原本意义上的文学”,这是对文学超功利价值和自主自律性的肯定。

这两种观点在相持中有争论,而面对由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文学本体问题、文艺学学科属性问题和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则因文学理论对象的问题被“悬置”而无从解答。这是“文艺学”作为学科的失衡还是进步,仍尚难定论。

2.文学理论对新的文学现象解释能力的弱化

解释功能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意在解释基于某个特定时代、民族、地域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解释功能在传统文学理论的语境中似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几乎都可以置于文学理论的坐标中予以评价确定。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诗缘情”等观点,在评价具体文本时,还有“风骨”、“滋味”等相关范畴。在西方,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方法论思潮的层出迭起,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不断出现在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如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文学性”、“陌生化”,英国新批评派的“含混”、“反讽”、“隐喻”等概念以及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进入后现代语境之中的“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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