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戏”初探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李 涛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0 11:15:18

在这个技术决定论的时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领域也难逃其厄运。我们这些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的人,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技术决定论在人文领域里的螺丝钉。那些曾经具有深度或意味的心灵与精神方面的生产问题,譬如文学的主张与观念,往往被我们以娴熟的专业技巧和精致的语言分析,过滤为纯粹的文学技术问题。“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领域研究的真实写照。本文讨论韩愈“以文为戏”的两个问题,绝不是作者在“以文为戏”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而只是不揣浅陋,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另外一种努力,或者叫提醒。

韩愈“以文为戏”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韩愈研究中的一个小热点,不少学者都对“以文为戏”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与理解。这是韩愈研究中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那个曾经长期贴着“文以明道”标签的单向度的韩愈形象,正在被今天的“以文为戏”研究而改写。不过,进步从来都不等于可以止步。检索这些年来的研究,不少成果都是围绕“以文为戏”而展开的文学技术分析,这些细密的技术分析,从不同角度间接地把韩愈描绘成大唐时期一个具有嗜戏禀性的高级的文学人才。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就还原出了真实的韩愈呢?韩愈是文学家,操文学的人要关注文学的技术问题,但一个只掌握文学技术的人绝对成不了文学家,况且韩愈还不只是个文学家。当然,作者在此不是要否定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技术分析,也不是否定“以文为戏”的文学技术分析的成就,只是想指出在文学研究中仅仅依赖或过分依赖技术分析是不够的,尽管技术有时候也不完全是纯粹客观或没有声音的,但技术分析在便于隐藏我们自己的同时,也彻底隐藏了对象自身,这就是买椟还珠的现象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十分流行的原因。

当年钱钟书就曾指出过:“陶渊明《止酒》一首,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1](P73)钱先生的这句话,应该不是仅仅从历史与技术的角度告诉我们韩愈“以文为戏”的源流问题,它还包蕴着非常耐人咀嚼的意味,一种在那种特殊语境下先生难以说破的意味。现在,它成为本文两个问题展开的布幕:

1.“以文为戏”是韩愈正面提出与宣扬的吗

不少研究韩愈“以文为戏”的文章,读起来总是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即“以文为戏”似乎是韩愈正面的大张旗鼓宣扬的一种文学主张。这实在是一种错觉,而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读者。在研究者,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文学事件的历史真相,而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文学技术问题在他们的视野内显得特别重要,从而导致这个问题被人为的弱化或虚化,其历史真相也就自然难以或不屑被说出来。在读者,我们的文化塑造出我们大多数人惰性的气质、发达的想象和从众的历史观,那么多学者都在讨论韩愈的“以文为戏”,想必“以文为戏”就是韩愈主动提倡和坚决捍卫的文学理念了。

凡文学主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创作行动作为底子的主张,一种是仅仅流于主张的主张。我国古代文学家们的主张,多属于前一种,而今天的许多文学主张,尤其是理论家们的主张,特别像年轻的没有生育经历的妇科医生,写在孕妇病历处方上的主张。因此,“以文为戏”的提出问题,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文学主张的专业化生产程序去直接比照唐代的韩愈。源自于同一真实行动基础上的语言表达,一个人自觉地主动地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和在他人围攻下被动地不得不说出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言说心境。主动宣扬“以文为戏”与被动宣扬“以文为戏”,不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韩愈,而且从内心的构成上看,后一个韩愈尽管没有前一个高大与决绝,但它无疑是最真实和最值得我们寻味的韩愈。

据现有的资料看,今天我们所说的“以文为戏”,其原原本本的表述并不是出现在韩愈的文章里,而是出现在官至中书令的裴度的书信中。“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2]韩愈究竟有没有口头上说过“以文为戏”,已经无从查找,倒是裴度的这封书信明确地告诉我们,所谓“以文为戏”,只是当时一帮同道文人在议论与批评韩愈作文逸出“以文立制”之道的时候送给他的一顶帽子。当时究竟有多少同道中人对韩愈的写作提出过批评?我们也无从得知,但连韩愈的学生张籍也对他“博塞之戏”的写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唐摭言》里说:“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三书。”[3](P105)尽管今天的学者已经考证出王定保的叙事颠倒了张籍上书韩愈和韩愈写作《毛颖传》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张籍加入批评韩愈阵营这一文学事件的性质与意味。张籍在《上韩昌黎书》里说:“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又高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不为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继而他又这样规劝自己的老师:“愿执事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杨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岂不尚哉。”[4]张籍这里的批评,除了文学立场之外,应该还有一种比较隐晦的担忧。为何要劝说老师“弘广以接天下士”?那就是老师的“博塞之戏”和“无实之说”无疑是一种公然的脱逃或造反行为,其结果可能是老师要被开除出以圣人之道而组织在一起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这个队伍及其相应的机制,却是老师曾经通过梦寐以求的努力和忠心耿耿的效忠才得以进入的系统。这样的担忧,我们也可以从远离这一文学事件中心的柳宗元那里得到一些印证:“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5](P178)一个置身于系统中的有机体,现在因为《毛颖传》而被同道们视为另类并遭到近似围攻式的议论与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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