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看东西方文化的认同构建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07-06 10:44:36

一、莫言作品的本土性和民族性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并在此生活20多年。走上文学之路的莫言在创作上一直立足于故乡故土,其作品多以高密为地理空间,文字间散发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高密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奇异多姿的风土人情成为莫言创作的不竭源泉,其作品中所体现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莫言的创作中,高密东北乡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故事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再现了乡土文化在莫言早年生活中的印记。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一个充满朦胧和神秘色彩的离奇之地,那里有平原、高山、河流、荒野、成片的高粱等,是一个被高度艺术化的文学王国。现实中的东北乡则是一马平川,“莫言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中,从而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的地域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1] 
  在《红高粱家族》中,高粱作为高密本地的一种普通植物却被赋予了激荡人心的想象,其刚健挺拔的身姿和野性十足的色调极大渲染了故事的凄婉与悲壮。其中“我奶奶”与土匪余占鳌的野合,恰恰发生在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高粱地里。从叙述的手法来看,高粱不仅为故事的叙述提供了背景,也与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我奶奶”在与日军的抗争中不幸中弹,临死前躺在高粱地里,望着青天和飞过的白鸽,似乎听见了身边的高粱发出的哀鸣。在莫言的小说里,高粱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植物,而是根植于我们民族意识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 
  莫言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也有很强的现实感。《红高粱家族》中的县长曹梦九就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莫言在小说中直接采用了他的真名。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高密县长,在匪患猖獗的年代,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使高密由乱到治,社会秩序井然。曹梦九治理高密往往不按常理出牌,“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便是对他的最好写照。这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取材于高密当地的民间故事,如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烧酒作坊里兢兢业业的罗汉大叔等。在小说《檀香刑》中,主人公孙丙的原型是清末年间高密当地一个名叫孙文的民族英雄,相传他曾率领胶济铁路沿线的百姓抗击德国的侵略,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被害时年仅45岁。孙文抗德阻路的故事在高密家喻户晓,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了莫言的心田,为莫言后来创作《檀香刑》这本充满深刻记忆的小说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莫言的文学创作根植于高密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茂腔、泥塑、剪纸等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为诠释人物的命运打上了本土印记。茂腔是高密的地方戏,其婉转凄切的曲调支撑着《檀香刑》这部作品的叙事模式。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在儿时的记忆中,有两种声音对其后来的创作影响甚大,一是铿锵有力的火车声,二是家乡的地方戏茂腔。在《檀香刑》的写作中,莫言完成了童年记忆中关于火车和茂腔的一次丰美的想象[2]。茂腔虽是地方小戏,但在莫言的心中,其分量远远超过了那些尊贵高雅的戏种。借助高密东北乡所特有的戏文唱词,莫言将《檀香刑》这荡气回肠的悲歌凄楚地叙述出来。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恰恰是从故乡高密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了具有中国人民族气质的精神王国。 
  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多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经过艺术再造的场景中,小说中的人物也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莫言能把熟悉的故乡场景转变为想象的景象,并且在新领土上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价值体系[3]。作品中,莫言叙述的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活,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顽强和生命力,这种颇具泥土气息和本土性的叙事风格将历史与当代融合在一起,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因此,“莫言的写作是从超越个人经验出发,沾染了浓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性格,最终为世界所接受的”[4]。随着莫言作品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国地域文化元素也自然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 
  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并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殊荣,不仅与其所特有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有关,也得益于有效的海外传播在东西方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1988年,改编自莫言小说的影片《红高粱》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首个大奖,不仅成就了当时的导演张艺谋,也极大提高了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电影作为一种不同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能够超越语言的障碍,通过声音和画面传递作品的意义,更容易激发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产生进一步阅读莫言小说译本的需求。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莫言本人比较注重与海外翻译家的交流,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等都不遗余力地向海外读者推介莫言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莫言小说已经被译成了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瑞典语、越南语等多种版本。 
  葛浩文教授是莫言作品英译本的主要翻译者,截止到2012年底,葛浩文已经翻译了莫言的7部小说,1本小说集和1部回憶录,为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树立国际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5]。在葛浩文眼中,莫言是最具历史感的中国当代作家,“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6]葛浩文喜欢莫言作品的原因各式各样,在他看来,《酒国》在创作手法方面最具想象力且最为丰富复杂,《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则极富音乐之美。 
  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不仅通晓自己的母语,而且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国内虽然不乏外语水平出众的译者,但与海外的著名汉学家相比,在准确把握译入语国家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字偏好和审美品位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7]。鉴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所固有的交流障碍,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关注文字转换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莫言作品中涉及许多中国本土文化元素,其语言风格“土得掉渣”,葛浩文采取了“求异求同”的翻译策略,不仅巧妙地保留了原著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积极应对译作接受和原作艺术性再现问题,因此其译作在西方世界赢得了大量读者的青睐[8]。 
  在欧洲,法国是莫言作品译介最多的国家,迄今已经有18 部小说(集)被翻译成法语[9]。早在1990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便被译成了法文,目前共有18部莫言的译作在法国出版发行。莫言作品在法国读者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先后于2001年和2004年获得法国“卢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和“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法国翻译家诺埃尔·杜特莱教授高度评价莫言的文学成就,同时坦言翻译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特别是莫言在作品中使用的大量高密方言。莫言非常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离不开各国翻译家的创造性工作。 
  莫言作品在德国、瑞典、俄罗斯等国也有不同程度的译介。特别是在瑞典,著名翻译家陈安娜对莫言作品的传播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她的出色翻译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其译作还曾获得瑞典文学院的翻译奖。虽然莫言的小说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但陈安娜翻译的瑞典语译本更加贴近瑞典文学院的诺奖评委们,莫言作品的艺术水准也更容易获得诺奖评委的肯定。不过,陈安娜本人并没有把莫言获得诺奖归功于自己,她更加推崇葛浩文在莫言作品海外传播中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葛浩文出色的翻译,莫言的作品难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实际上,正是各国翻译家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为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缘于相似的文化背景,莫言作品在一些亚洲国家获得了高度认可。在日本,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了日文版本,最主要的翻译者为吉田富夫和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的生活经历与莫言相似,都出身于农民家庭,莫言作品中描述的农村生活引起了吉田富夫的强烈共鸣。吉田认为,莫言的创作手法巧妙,其天马行空式的叙述风格抒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在他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恰恰证明了文化可以超越国界,触及人内心本质的东西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藤井省三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翻译莫言的文学作品,至今已出版十余部莫言译作。除了翻译莫言的文学作品外,藤井还发表了有关莫言的研究、评论、介绍等文章。藤井同样高度评价莫言作品的艺术价值,并第一个提出莫言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10]。 
  从以上可以看出,莫言小说之所以能够为世界所接受,既与作品本身的优秀特质有关,也离不开有效的海外传播与推介。一方面,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莫言笔下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其个人经验,沾染了浓烈的中国气息和民族性格。莫言作品特有的民族性与现实性的融合,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11]。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离不开翻译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莫言是幸运的,遇到了葛浩文、陈安娜等著名的汉学家;同时,莫言也是开放的,他从不给予翻译家的工作任何限制,非常敬重翻译家的劳动。正如莫言本人所说:“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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