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浅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谢妮妮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3-01-03 13:20:58

罗兰·巴特在《批评是什么》中认为,批评的任务“不是在作品中或者作者中发现迄今为止未被注意到的‘ 隐藏的 ’、‘深邃的’、‘秘密的’的东西(借助什么奇迹去发现?难道我们比先辈更加敏锐吗?);而只是将他的时代所提供给他的语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与作品或者作家的语言,即根据作者自身的时代所表达出来的逻辑限制的形式系统,这两种语言相调和。”[1] 任何一种批评话语,都不降生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正所谓,每一时代批评家都有自身时代的“胎记”。进入历史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也开始“解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异质理论的吸收中,我国文论界似乎找到了一些关于文学理论的根基与本体性的东西,也似乎找到了一点关于本土式学科身份认同的感觉。于是夏中义受80年代中期引进的接受美学的影响,1988年在《上海文论》发表《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一文,把接受者与作品的关系视作研究的主体,探寻社会文化、历史和接受主体异同性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和再度创作的“积极”干预。

夏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亲和性:背景与契机,论述了别车杜文论被中国理论家所接受,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用一句话来表述:“这就是在一国范围内使自然派文学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正是这块美学磁石牢牢吸住了我国文坛。这吸附力来自两极:一极为政治即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一极为艺术即现实主义方法。” [2]另外,中国文坛在1950年代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和“赶任务”、“写政策”的泥淖,别车杜的“写真实”、“典型”、“形象思维”,正是救治这种恶疾的良药。这说明别车杜的思想正符合特定国家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中人们的期待视野。第二部分题为:美学崇拜:原型与变形,讨论了我们所接受的具体对象,所吸纳的具体内容,与其说是别车杜的文论,不如说是表述的表述,一方面别氏的理论是经过车氏过滤重新建构的,一方面中国教材在“文学从属政治”情况下引入别车杜,在这里别氏又一次被杜撰,使得别车杜理论出现接受偏离。第三部分题为:现实主义:神化与蜕化,探讨了别车杜的文论在苏联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在其国内已经被神化,引入中国后,学者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神化的神化,其实不无反讽的蜕化了。二、三两部分涉及到接受活动中的异变和误解中的反误,如夏文在对别氏“现实”的还原中发现人们对其所谓“现实”的异变;教材在“文学从属政治”情况下对别车杜的反误,“为了政治而压抑艺术,为了政治而冲击审美。”此外对现实主义的神化,在苏联和中国同样的被误解。第四部分题为:再评价:前提与前景,对别车杜在新时期文坛遭受冷落的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新时期别车杜失宠是和人们的期待视野转化有关,此外,转型后有些学者还是没对别车杜做出客观评价,是因为既有的成见影响,使得人们对别车杜还是没有真正认识,提出了要有“马克思式的世界公民之胸襟”,从而给别车杜以科学评价。最后提出的前景是对接受心境和接受效果的阐释。总之,夏文通过阐述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旨在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1 接收美学理论及其内涵

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和伊瑟尔等人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作为基础,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理解视野”、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穆卡洛夫斯基的“空白”论等思想概念而创立的。它通过对以往文艺理论的考察和反思,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文学活动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作家—作品—读者),而读者是文学活动中的动力系统,作品通过读者影响世界。伊瑟尔指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产生,是作品与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接受过程中,读者使得作品内容现实化。”[3]接受美学提出的理论内容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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