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胡居仁对朱熹读书方法的传衍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冯会明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0 11:11:41

敬斋先生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江西余干梅港人。他“奋志圣贤之学”[1](卷2),以传承朱子理学为己任,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学术上恪守程朱道统,以朱子学说为依归,并且躬行践履,把程朱成圣成贤的人格修养理论变成个人的道德实践,成为“道学”学者的典范,被誉为明初儒家学者中恪守程朱理学最醇者,也因为他正直的品德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在明代后期受到学者的普遍尊敬与推崇,最终得以从祀孔庙。

胡居仁重视为己之学,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心灵的富足。他一生自甘寂寞,淡泊自处,远离官场,终身以讲学为业,从教二十余年,先后创办了南谷、礼吾、碧峰书院,并曾两次担任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重建了书院的各种规章,特别是制定了《续白鹿洞学规》。这是继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后,白鹿洞书院众多学规教条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朱熹不仅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更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对于如何读书,朱熹也有很多独到的看法,提出了读书“三到六要”的理论。“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能到乎?”[2](P373)“后来其门人辅广等进行系统的归纳,取名叫《读书之要》,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六种大法。”[3](P491)

胡居仁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继承和创新了朱熹的教育理论与读书方法。他认为读书首先要有正确的目标和志向;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读书要持之以恒,要有毅力与恒心;读书更要躬行实践,笃志力行。总结出读书要掌握“立志”、“渐进”、“恒心”、“践行”八字要诀。他的这一套理论,对当今的读书学习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读书先立志:凡学之道,立志为先

朱熹强调“学者大要立志。”[4](P133)认为“为学以立志为先,志是心之所向和为学的目的。”[3](P492)如果读书不立志,那就不会有长进。“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4](P2618)朱熹所谓的立志,就是要求学生确立成圣成贤的远大理想。他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抑不知,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4](P133)

胡居仁也认为做人要有理想,读书也要有目标。读书人首先要立志,立志是读书人的第一要务。他反复强调“学莫先于立志”。他所作《进学铭》首句便是:“凡学之道,立志为先。其志伊何?曰圣曰贤。”[5](卷2)他在任白鹿洞书院洞主时所制定的六条《续白鹿洞学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正趋向以立其志。”把立志作为读书、为学的前提。

胡居仁所强调的立志,就是要求读书人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要致力于圣贤之学,立志成圣成贤,要以圣贤之道为为学之宗旨,“因圣贤之书以修身,修身则圣贤之言愈有着落。”[6](卷2)读书人要以圣贤为榜样,把成为圣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人须要志气刚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奋发有为。”[6](卷2)只有“学至圣人地位,方了一生事”[6](卷3)。因为圣贤之学,可以兴教化,正风气、挽救人心,淳厚社会风俗,恢复三代时的王道德治。要不然,读书也只会陷于谋取功名利禄之中,实现不了人生的价值。他告诫学生:“不学圣贤,则学无归宿。功名利禄,既非立身置足之地。”[5](卷1)因此要读圣贤之书,且立志成圣成贤。

同时,针对部分读书人有圣人之道高远难至的畏难情绪,认为圣贤之道并不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就在平常日用之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殊不知有生之类,其性本同,但圣人不为物欲所昏耳。”[5](卷1)而且“圣人教人,无非讲明义理以修身,然后推以及人。”[7](卷4)如果学者真的能做到存养省察,使心不被物欲所蔽,也可保全自己的天性,则“圣人可学而至矣”,成为圣人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其次,胡居仁强调“学以为己,勿求人知”[8](卷282)。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德,养成高尚的人格,而不是为博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因此,“凡学以德行为先”,要把德育放在学习的首位。他在《丽泽堂学约》中就明确要求学生“凡学以德行为先,才能次之,诗文末焉”。把读书作为升华人格品德的保证,“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养成自己高尚的品德。同时,还认为读书学习是自身的事,是“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通过学习,使德明身修,他反复告诫学者“古之学者,必以修身为本。”[5](卷2)

再次,读书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功利之心。他认为设立学校,读书学习不是为学到杂乱的知识,能写出华丽漂亮的时文,以沽名钓誉媚世阿俗,或是作为获取科举功名的手段,以谋取官位获得利禄。他批评“今人只将圣贤之书,资口语,作文章,与自己身心全无干涉。”[6](卷2)认为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读书人沉迷于功利,把读书学习看作是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非修养之道。“天下古今,只着一个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读着书,便要求中科。”“今之士子,汨于功利,悫然志于正学者甚少。”[5](卷1)结果是“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6](卷5)只有“学者去得一个谋利计功之心,则心下自然坦夷安泰。”[6](卷2)为此,他在《丽泽堂学约》中就要求“凡入丽泽堂者,一以圣贤之学为宗,削去世俗浮华之习,尚节行,忄享信义,毋习虚诞之文以干利禄,毋作草率之诗以取时宠。”[6](卷2)要求读书人去除功利之心,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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