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书法与仕进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元志立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0 10:53:06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把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放在较高的位置上,并给以高度的重视。从教育到以考试的形式选拔官吏,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尤其是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以来,教育的目的更加明确。教育与科举、选官紧密的结合、联系在了一起,学校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培养官僚的场所,并因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作为教育内容之一的书法,也随着教育的繁荣,科举的兴盛,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并达到了顶峰。书法已不再单纯的作为一门艺术而独立存在,由于它与科举、选官联系紧密,因而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书法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空前的提高。笔者试图从唐代的教育、科举、选官三个方面论述书法在唐代选材中的地位、以书取士的原因及其影响。

唐代的书学教育隶属于国子监,国子监有东监、西监之分,分设于长安和洛阳。两监在唐代士人生活中意义重大,入两监可以说是参加科考的一项资格。史载:“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制。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国史补》亦云:天宝中……常重两监。……十二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由于这项制度的实施,唐代的官方教育是相当发达的。中央一级的学校,首推国子监。国子监下辖六类学科:“一日国子、二日太学、三日四门、四日律学、五日书学、六日算学”。其生徒构成如下:“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书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庶人子通其学者为之。”书学学生的学习内容及期限为:“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两岁,字林一岁。”书学而外的国子监诸生,除了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还要求“学书日纸一副”,而国子学的学生,要求比其他诸学更为严格:“暇则习隶书、《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两监之外,比较重要的教育机构就是崇文、弘文两馆。两馆的规模远不及国子监,但学生多为贵族子弟。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学生三十人,“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并“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馆内有弘文馆学士、“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上……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崇文馆属东宫,常隶学生二十人,以“皇宗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为之。

由此可见,两馆学生的书法教育与书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表现在二者生员的身份上,表现在教育目的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书学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为朝廷服务的“书手”,他们的职位都比较低,基本上是从九品下或无职品的流外。科举常选之一的“明书科”虽常举,但中举之人往往不见贵;而两馆生员的书法教育,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基本素养来学习,而不是入仕的手段,绝大多数人还是通过门荫、荫补或考取明经、进士而入仕。

除此之外,帝王家族的书法教育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喜爱书法,可以说是唐代帝王的一种特殊而普遍的爱好。史称高祖李渊“书师王褒得其妙”,太宗李世民“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法”,高宗李治“雅善真草隶飞白”,武则天“行书有丈夫气”,睿宗李旦“工草隶书”,玄宗李隆基“善八分书……”等等,不一而语。唐代帝王书家中以太宗最负盛名,太宗对书法的重视和喜爱超过了有唐任何一位帝王,曾专门设立“侍书”一职,备皇帝顾问及辅导太子、公主、诸王的书法。侍书与侍读、侍讲一样才走上了帝师的位置。至于“侍书”设立的具体时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太宗朝已有“侍书”一职。史书记载:“至(贞观)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日:‘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征日:‘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从中可肯定的是,至迟在贞观十年,侍书一职就已存在。后来的集贤院、翰林院也均设有侍书学士、书待诏等职。有唐三百年,以侍书闻名于史的不乏其人,除了褚遂良外,还有李玄直、高正臣、王绍京、韩择木、王侄、柳公权等诸人。尤其是柳公权,以侍书见用,历侍三帝,位至少师,荣宠至极。

有唐代的教育中,书法一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书学不仅赫然列于国子监六学之中,成为朝廷官学之一,“是以书为教也”;帝王还专门设立侍书学士、书待诏等职备帝王、太子、公主或诸王顾问或书法方面的辅导;除此之外,内廷也有书法教育,在此就不作具体论述。这些材料充分地说明,书法在唐代的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古代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直接为科举、任官服务的。唐朝继承隋朝的科举制度,将它加以发展、完善。唐代科举制度也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岁举之常选也”依一定的选数而赴试,通常是一年一选,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明字科、亦称明书科。明书科具体的设置时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笔者推测明书科的设置时间可能在贞观二年,与书学的设置时间相同。章群先生也认为“明字之始,即太宗于弘文馆使学生习书法也”。书学一科,几经置废,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废书学,太宗贞观二年(公员628年)复置,高祖显庆三年(公元658)又废,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复置。如后所述,国子监书学生员是明书科考生的主要来源,唐代的教育是与科举互为前提、相互照应的,由此笔者也推测,明书科的设置时间当与书学的设置时间一致或相去不远,即贞观二年(公元618年)或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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