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金代老年人优礼政策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孙红梅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0 10:41:13

12世纪初兴起于中国北方的女真族,迅速崛起,跃马中原,统有中国半壁河山。一直以来多认为北方民族由于最初生产力低下,从而具有“耐寒、忍饥、不惮辛苦”的品质,但也形成了“贵壮贱老”的道德观念。其实在女真族建国前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老年人的社会贡献和价值,如完颜阿骨打即位前就曾召集“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世宗即位后也曾申明女真民族传统的尊老观念,他曾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综观金代,统治者对老年人的优待礼遇包括赏赐与救济、减免刑罚、倚重治国、礼遇老臣、覃恩年七十以上者、倡导孝道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客观上是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肯定,体现了尊老敬老的社会风貌。

一、救济与赏赐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对老年人口年龄的界定有所不同,金制以六十为老。老年人曾经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社会价值,但劳动能力下降,自给能力不足,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注。金代统治者关注到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对老年人给予物质赏赐与救济,作为金代优礼老年人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金代赏赐与救济工作中,鳏寡孤独、贫困无助的老年人是政府首先关注的对象。《金史·百官志》载:“天寿节设施老疾贫民钱数”,在都七百贯,诸京二十五贯;“诸孤老幼疾人,各月给米二斗、钱五百文,春秋衣绢各一匹”。每遇天寿节政府会按月给缺乏照顾的“孤老”一定数量的米、钱、衣物等,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金代各朝皇帝统治时期都不乏有赏赐孤苦伶仃、生活困窘的高年者之举。熙宗皇统元年( 1141)九月戊申,“诏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绢二匹、絮三斤。”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三月恤民诏书中称:“今天下粗安,海内无事,可使人分巡风俗,申达冤枉,孝弟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时加赈济,其有蠢民害政之事一切罢行。”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赐内外官覃恩两重,三品已上者一重,免今岁租税,并自来悬欠系官等钱,鳏寡孤独人绢一匹、米两石。”章宗明昌元年(1190)三月,“赐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鳏寡孤独优加赈恤”[。而世宗朝除了对鳏寡孤独老人赏赐救济外,也见于对年高者乃至百岁老人的赏赐。大定五年(1165)二月,“赐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大定二十五年(1185)九月“辛巳朔,次辖沙河,赐百岁老妪帛”。甲申,次辽水,“召见百二十岁女直老人,能道太祖开创事,上嘉叹,赐食,并赐帛”。

金代设有养济院、暖汤院、普济院等救济机构,救济老年人口,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其一项重要职能。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十二月,“诏诸流移人老病者,官与济养”。而对于家有子女,但其因罪入狱,无人侍养的老人,则“官与养济”,由政府来照顾。如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四月,“沂州男子吴真犯法当死,有司以其母老疾无侍为请,命官与养济,著为令”。“著为令”,说明在海陵王天德三年以后由政府赡养年迈无人侍奉的老人已经形成了制度。世宗朝也有相关记载,大定十三年(1173)五月,尚书省奏鄧州民范三殴杀人,当死,而亲老无侍养,世宗得知后称,“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侍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养济”。世宗下令对其严惩不贷,但其年迈父母由政府养济。

金代对老年人口的物质赏赐与救济,主要是以布帛、粮食等生活用品来补充其基本生活需要。从客观上讲,金朝给予老年人的赏赐与救济,并非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物质生活状况,但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老年人口群体的关注与重视。这种政策在实行的过程中,不仅使老年人自身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也能引起其家人及亲属对他们的关注,使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改善。

二、减免刑罚,惠及其亲

金代对老年人在刑罚上给予一定照顾,对犯罪者的处理,有时需要考虑其年龄和健康状况。金制,年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视为完全无行为能力者,虽有死罪,不加刑;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和残疾人,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笃疾者,如犯有杀人罪,可以向上请示而后定罪,如犯盗窃及伤害罪,亦科以赎刑。如大定三年(1163),刘仲诲任棣州防御使期间,“猒次县捕得强盗数十人”,“仲诲疑其有冤,缓其狱,择老樨者先释之”。如果犯罪时虽未老疾,但事发后已经老疾,则依照老疾的标准来论罚,体现了金代在法律上对老年人的优先考虑和照顾。

金代对老年人刑罚上的照顾不仅涉及到老年人自身,还体现在需要奉养的年老者亲属身上。《金史·世纪补》中载:“梁檀儿盗金银叶,(显宗)怜其母老……委曲全活之。”[2]416考虑到犯罪者父母年老,显宗(金章宗父,完颜允恭)当时减轻了对其处罚。大定二十三年(1183),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奏请世宗裁决。世宗日:“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祐法当死”,而尚书省之所以要奏请世宗的理由是刘祐有年老父母,无人侍养。而世宗不考虑减轻对刘祐处罚的原因在于其所害之人是与其父母同样年迈的年过七十的老人。尚书省和金世宗对刘祐处罚所关注的焦点均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只不过关注对象不同。按照金朝相关制度,刘祐伏法后,其父母当“官与养济”。通过尚书省奏请“刘祐事件”事例,可以认为金代对父母年老、家无侍丁的犯罪者,可以考虑相应减轻处罚,其目的是为了使犯罪者的年迈父母能够有人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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