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族文化自治理论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孙军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0 10:34:27

近年来,“民族文化自治”的思路与机制也出现在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争论之中,并被部分学者拿来作为对现行民族政策与制度的替代方案。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性质的人类共同体,在中国的散杂居民族地区应当实行区别于其他自治形式的“文化自治”,以使这些少数民族可以行使文化上的“自治权”,从而保障他们的文化权利。在其他主张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学者看来,民族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共同体,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赋予应该仅限于文化范畴,并将其与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严格分离开来。

这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文化”思路并非始自今日,在国际共运史上,最早是由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提出。该理论旨在保全奥匈帝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允许境内处于聚居或者散居状态的各个民族,分别组成超地域的民族联盟,在文化事务方面实行自治,而政治权利则交由资产阶级国会管理。由于这一理论否认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并在事实上起到了为资产阶级统治张目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强烈批评。其在东欧一些国家的短暂实践证明,“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相反还会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复杂,无助于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重新回顾百余年前第二国际围绕“民族文化自治”的政策争论,了解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理论观点,特别是如何看待该理论在今天俄罗斯联邦的重新实践,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立于欧洲中世纪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境内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意大利、捷克、波兰、匈牙利以及南方斯拉夫各族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奥地利帝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从19世纪初期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帝国境内一些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断高涨,纷纷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历史恩怨积蓄很深。为了有效应对帝国内的民族问题,在1899年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会议上,一直在奥地利南部开展工作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纲领。其中第二条指出:“居住在奥国的每一个民族,与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一切事务。”布隆代表大会虽然否决了这个纲领,但是会议最后通过的折衷纲领,还是确立了以实行民族自治作为改造奥匈帝国的基本原则。这份纲领提到,奥匈帝国的民族纠纷阻碍着政治进步,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解决的”。具体原则包括:“(一)奥国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二)应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来的皇朝封地,每个团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手续选出来的民族议院掌管;(三)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四)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国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

上述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把地域从民族原则中抽离出来,主张以个人的联合组织为基础实行“民族自治”。由于政治和立法权力统一交由帝国议会管理,所谓的本民族内部事务,也就是语言、文化和教育等事项。因而这一纲领的实质就是“民族文化自治”。这就在事实上推翻了第二国际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确立的“一切民族①有完全的自决权”的民族纲领。布隆会议通过的决议很快在第二国际内部迅速传开,并受到了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特别是以伦纳和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对该理论著书立说以后,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成为第二国际内部坚持民族主义原则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纲领。

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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