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与北曲杂剧在婚恋作品上的差异及原因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高雅琳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2-12-31 13:46:19

1 北曲杂剧与宋元南戏中的婚恋作品

宋元时期,我国的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宋元时期创作的剧本,数量颇多,在题材取向上呈现着多样化的特点,从现存的剧本来看,北曲杂剧的题材,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许多方面。其中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为创作题材的作品占据了很大比例。北曲杂剧中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包括一些残曲,可以断定是婚恋作品的据笔者统计有42部,其中有很多北曲杂剧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关汉卿的《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望江亭中秋切鲙》、《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闺怨佳人拜月亭》、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郑光祖的《迷青琐倩女离魂》、《㑇梅香骗翰林风月》等。

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所有的宋代存在的民间伎艺都是南戏综合吸收的对象,说唱文学更是其叙述方式的主要来源。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据近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共有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传本的19种,只有佚曲的有130种。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早期的南戏婚恋作品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张协状元》等,在元代后期又产生了著名的“五大南戏”,即《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均为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

2 宋元南戏与北曲杂剧有关婚恋作品上的差异

南戏与北曲杂剧都是在北宋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南戏在形成之初,被视为宋杂剧的一种,故称之为“温州杂剧”或者“永嘉杂剧”。①北曲杂剧由于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在金代末年仍以院本相称。二者虽脱胎于一个母体,但是在很多方面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宋代的南戏作品多为典型的“富贵易妻”型的婚变剧,而北曲杂剧的剧种较多,仅婚变剧就有“贵者负贱”型、“弃夫再嫁”型、“通奸陷害” 型、“强人骚扰”型、“商人插足”型、“长辈逼离”型,更不用说其他类型的婚恋杂剧了。

早期南戏中的女性形象都有着反抗精神,如《王魁负桂英》中的桂英遭到抛弃后悲愤自杀,化为厉鬼找王魁索命;《张协状元》中的贫女为了发泄遭受张协抛弃的愤慨,打了张协一顿,这种反抗的精神在北曲杂剧中的女性形象身上展现的更加明显,不少北曲杂剧中的女子公然弃夫再嫁,追求更美好的婚姻生活。北曲杂剧《遇上皇》中赵元妻刘月仙,因为丈夫赵元“好贪酒杯,不理家当。营生也不做,每日只是吃酒”,[1]708刘月仙无法忍受这样的丈夫,不但责骂,还主动“休夫”。从古以来“好贪酒杯,不理家当”的丈夫何止千千万,但主动求去者又何其少。《渔樵记》中朱买臣妻玉天仙,因为丈夫懦弱无能,不计营生,妻子不甘受穷,主动“休夫”。《金凤钗》中的赵鄂妻,因“十日九顿饿”,而几次三番的与丈夫索要休书。

但是,元代对早期南戏的改编而产生的四大南戏《荆钗记》、《拜月亭》、《白兔记》、《杀狗记》中,剧中的女性逐渐的对封建势力由反抗走向妥协,自己委曲求全无条件忍让,而到了《杀狗记》中,剧中的杨月真已经完全的成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宣讲人,成为了遵守妇道的典范,把封建礼教当作自己的言行规范,女性在剧中似乎活着只是为了相夫教子和孝顺公婆,女性的反抗意识与自我意识已经消磨殆尽。封建社会宣扬的“三从四德” 、“三纲五常”思想,使女人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其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家庭,使她们把一生的希望系于男人。赵五娘、李三娘等历尽千辛万苦,都是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们的坚韧勤劳被刻画得十分动人,这种自我牺牲换来了朝廷与社会的褒奖称赞。这一点在《琵琶记》 中有鲜明体现,表现在赵五娘的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她是一个极为标准的典范和榜样。

《琵琶记》中蔡伯喈新婚不久上京赶考后,其妻赵五娘在家中含辛茹苦,为生计苦苦支撑。社会的黑暗腐败,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生活极为艰难。她典尽衣服首饰,设法侍养公婆,自己在背地里以皮糠充饥,却一度还被公婆误解。在最需要男子承担责任的时刻,蔡伯喈却离家在外,新婚宴尔,正与牛丞相的女儿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公婆饿死以后,赵五娘又祝发买葬,罗裙包土,安葬了他们,然后携带琵琶上路,卖唱进京寻找丈夫,备尝艰辛,因为她必须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在封建社会中,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与追求,更注重政治前途,在事业与爱情不可兼得时,往往更多地选择事业。而赵五娘巨大的自我牺牲换来的,不过是朝廷的旌表与“一夫二妻” 的结局,这是当时女性真正的悲哀而不是荣耀。

北曲杂剧中虽然也有着以才子中举来获得女方封建家长认可的具有妥协性的大团圆结局,但更多的剧中女性不在于功名利禄与夫妻名分,如《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她们需要的是一段双方平等互爱的感情,追求的是自由自主的恋爱与婚姻,而不是成为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了人就要“从一而终”,不管对方如何犯错,只能委曲求全无条件忍让的“赵贞女”。

李千金与裴少俊的事实婚姻在强大蛮横的家长干涉下,裴少俊被迫一纸休书将李千金休了,但她不向封建家长低头求饶,还对裴少俊的软弱强烈不满且耿耿于怀,当裴少俊中了状元又官任县尹,去和李千金求和时,李千金挖苦嘲弄他:“读五车书会写休书”,还义正词严“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沪?”[1]524当裴少俊硬“搬将行李来”,李千金坚决不允许“我这里住不得!”等裴少俊的父亲裴尚书来赔了不是,说:“哎!你认了我吧!”李千金还是怒气未消:“你休了我,我断然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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