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态度浅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张晶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2-12-29 17:55:29

1 对两种形态文化存在的宽容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用绝大部分笔墨描写了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生活历史画卷,城市文化只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侧面提及,这种城市文化的载体有两个,一个是城市的前身激流乡,一个是真正的城市北京,一个深刻的话题因为城市的介入就此引开,正是由于小说对于城市生活加以展现,才使小说的后半部分气氛凝重起来。

《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后,胡殷红就该小说对迟子建做了一次采访,作者对作品的情感基调作“悲凉、尴尬、悲哀、无奈”的解释,于是继而有许多的评论者都以“挽歌”、“尴尬”、“苍凉”为基点来解读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本的模式化理解,有些也可以说是对迟子建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创作心得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草率批评。如果仅仅将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行将消失视为“挽歌”,则必然会使读者走入新的困境,这是一种比“是城市文化好?还是少数民族文化好?”的两难选择更为可怕的困境,因为部分读者可能由此而受到误导,“人类需要回归自然,但是这种回归必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而不是向原始社会倒退”。[5]

1.1对鄂温克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俯视和观望下的淡然

小说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用“电影屏幕式”的方法放映给我们,一群善良本真的鄂温克人生活在深密山林之中,蓝天白云之下,在清泉碧水中嬉戏徜徉,他们没有太多的生活储备,没有商业概念,没有太多的贪念,更多的是在萨满教熏陶下自我的牺牲,甚至是对陌生人的倾力奉献,“马粪包”在受难时,鄂温克族人能够放下仇恨倾情相助,体现了该民族淳朴伟大的爱,迟子建对妮都萨满和妮浩萨满的塑造,给读者以鄂温克民族精神信仰的最完整、最有力的呈现,同时,作者还用大量笔墨描写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这是自然界任何生灵也逃脱不掉的网罗,这种难逃的宿命也毫不留情地作用于城市文化下生存的人类,即使是工业文明催生了先进的医疗技术,迟子建也是其中一员。但是她没有鼓吹和推崇鄂温克民族文化,因为鄂温克民族中有着事实上的落后,原始的狩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导致许多无谓的死亡,面对自然界的无情鞭挞,鄂温克民族有时会显得非常无助,《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多次描写因为大风雪族人因为寻找驯鹿而被冻死的场景,主人公的父亲林克因雷击而亡,与母亲达玛拉的美好爱情也残酷终止,婴儿也因为出生在环境的恶劣而感染疾病,成活率低。对于鄂温克民族文化,作者只是客观呈现出它自然纯真“好”的一面,以及面对自然界格外落后、弱小“差”的一面,她没有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表达出对这种民族文化的极力赞扬和推崇。

迟子建对于城市文化的呈现,则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透漏给读者,她没有具体描写城市文化的脏恶丑,也没有描写城市文化的繁华富饶,只是借鄂温克族人和激流乡之间的往来和融入,以及依莲娜进军北京参与绘画的展示,来显现少数民族突然强行进入城市文化的种种不适应,这种文化冲击下的不良反应实际上适用于任何一种被动的文化。由于作品中出现了如上对不良反应的描写,有些读者和评论家会误认为迟子建对城市文化持否定态度,实际上作者所要展示的是一种文化被强行取代的不满,以及城市文化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的缺失的无奈,对于城市文化,作者给予它存在上的宽容,对于城市文化行为则带着隐隐的不满和无奈。她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呐喊式的偏袒。迟子建承认“生活的本质是对称,我们没有必要去颠覆、破坏什么”。[6]

少数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必然各有优劣,迟子建对这两种形态的文化都是喜忧参半,她所秉持的宽容态度是客观和主观层面的共同诉求。

1.2客观诉求:难逃的宿命网罗和欲望追求

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哪一方都会面临难逃的宿命和对欲望的追求,这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鄂温克民族文化结构虽然简单,却恰恰能够比城市文化更好地应对这两个难题,鄂温克民族用萨满宗教来实现对生命的超度、对欲望追求的控制,迟子建曾说:“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来自自然、来自萨满教无我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张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唱,完全是全生态”。[7]但即便是这样,作者对于“宿命”和“欲望”这两大人生主题仍流出出敬畏的情绪,《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是在她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之后,那是一部对意外死去的魔术师丈夫的怀念和追忆的小说,这其中就流露出作者对宿命的残酷拨弄的敬畏,可以说迟子建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对宿命的看法带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无论是少数民族部落还是城市,都要不可避免地面对命运的安排。城市中人对欲望的最大化追求,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生活在商品经济大环境下的个体都要受到无情的熏染,作者自身也不例外,所以,迟子建以悲悯同情、理解这两种文化下的人类,也就自然理解各个类群所创造的文化,也就能以超然、淡定、宽容的态度去创作文学了。作者不满于文化霸权的强行进入,对对一个自得其乐的民族文化的干扰持有反感态度,也在情理之中了。

1.3主观诉求:作家应有的高度

迟子建认识到一个作家不能武断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读者,将选择权交给读者,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高度和责任感,如果处理不好作品,则有肯能将读者引入更大的困境,这是文学精神对合格作家的基本要求,一个有高度的作家,应该以悲悯、理解、宽容的心态去书写文学,她认为写独断小说的作家“不会成大器”,[8]这是迟子建宽容意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文化可以交流,但这种交流如果用一种文化的意念去代替另一种文化的精神、气息,那则是一种大的倒退”,[9]《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于两种文明的存在持有的宽容态度能够在作家的精神层面上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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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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