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问题的视角转换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09-18 09:23:32

一、引言 
  由于文明的开化与经济、医疗的发展,堕胎(人工流产)的成功率与被接受度都在上升,但从伦理学角度看来,母亲生孩子的选择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仍存在激烈冲突,反对堕胎者也数不胜数。堕胎行为的确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如是否要求必须以治疗为目的,而这则首先要求我们从生命伦理学视角为它基本的合理与合法性提供辩护。 
  在对堕胎的伦理学探讨中,大部分人尤其是堕胎的反对者会从胎儿的本体论地位着手,如John Noonan认为携带了父母遗传基因的胚胎可以被视作人,因为它具有发展意识、知覺的潜力,他因此而甚至认为任何一种器官都因为具备发展成为脑的潜力而在道德上具有生命权;Peter Singer则认为胎儿的潜在可能性不足以论证它享有生命权——潜在的人不可以现在就享有将来的权利;Mary Anne Warren在本体论认定上则与Noonan更加针锋相对,她认为反对堕胎时应证明胎儿在道德和生物学(遗传学)意义上的双重主体性,仅仅从遗传学上的特征证明胎儿是人是不够的。于是堕胎话题的争议各方又将问题引入胎儿的道德地位的探讨。而堕胎的支持者则会将女性主义作为主要的武器,在他们看来,女性的生育自由、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意味着女性一步一步获取完全平等的道德权利,这种探讨甚至将堕胎的权利上升到妇女解放。显然,执着于胎儿本体论地位的认定和女性主义的人都将关注点放在了其中一方,而关怀伦理学则将视角转移到对妇女和胎儿之间的特定关系的探讨——J. J. Thomson也将部分重点放在了这种特殊关系上,即这种关系是否施加给了妇女某种责任又是否赋予胎儿某种权利。在对堕胎的辩护上Thomson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既不拘泥于对胎儿本体论的探讨(如Warren的讨论),也不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维护女性权利,而是通过种种思想实验来质疑反对者的论证预设的合理性,并阐释更为普遍的“你”和“利用你身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堕胎问题的伦理学探讨中,从单向度到主体间关系、从胎儿本体论地位转向对生命权的本质的视角转换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选择情境与伦理学探讨 
  Helen和John夫妇在孕检中做了人类基因染色体检测,不幸的是检测结果显示胎儿染色体异常,因此孩子生出来便会患有先天畸形,这样的孩子通常精神有障碍,并且活不过二十岁。但在少数的病例中,有些仅会患有先天心脏疾病,虽然活不过三十岁,但在这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正常且开心的。 
  于是John夫妇需要作出是否堕胎的选择。丈夫John的想法是,妻子Helen已经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妊娠,如果实施堕胎,她需要再次经历这样的痛苦过程。并且无法保证胎儿染色体异常的情况不会再发生。而Helen认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正常而健康的孩子,如果不选择堕胎,那么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 
  在这个情境中,问题的几个关键点在于:(1)Helen是自愿怀孕;(2)患病胎儿并未对Helen造成生命威胁;(3)胎儿生下后便患有先天疾病并且寿命有限。因此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非强迫的怀孕可不可以堕胎?堕胎的原因是否应当有限制?(如只有当胎儿对母亲的生命产生威胁时,为了挽救母亲生命而选择堕胎)我们能否自己决定患病胎儿的生存价值和未来价值问题?对此,争锋相对的伦理学观点会做出怎样的权衡、选择和辩护呢?接下来笔者将以他们不同的切入视角为标准进行分类分析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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