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外死刑制度废存原因的对比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万杨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2-09-11 18:10:17

一、文化基础

中西方长期不同的历史沉淀使其具有不同的文化观念与伦理道德,这对双方对待死刑的态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宗教文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启蒙与基础的作用。从生命的起源上来说,西方宗教认为,上帝造人,生命具有超然价值,只有上帝才有权主宰他,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秉承上帝的意志,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们的出生或生存的权利,这其中便必然包括国家对个人生命的剥夺权。关于杀戮行为,《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上帝授予摩西“十诫”,其中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由此可以看出,不可杀人不仅是神的旨意,也是道德的要求,更是法律约束的底线。西方宗教所崇尚的宽容、善良和禁止杀戮都为西方国家死刑的废除奠定了伦理道德与文化观念的基础。

在中国,死刑实行了数千年,是中国文化中积淀最深层次的东西。中国传统的罪刑相等的报应观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成为最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是中国死刑制度赖以生存并得以绵延数千年的道德与文化基础。中国早在公元前26世纪的黄帝时代就有被称为“殛刑”的死刑,死刑被广泛适用于人命相报、国君镇压外敌战乱、内敌叛乱及治安暴乱等场合。从我国盛传的谚语、成语和绝句中,我国深厚的报应观、死刑观即可见一斑,例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等等,都表明了杀人偿命制度在我国的群众基础及其强烈的社会认同感。

不难看出,在正义与人权的比较中,西方选择了人权,而中国,选择了正义。这迥异的选择也正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集体与个人选择中的不同态度。与西方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不同,中国儒家文化更关心对群体生命的关怀,“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对于儒家之“礼”的追求渴望有一个“大同”世界的建立,而这必须建立在公正与正义的基础之上,当有人违反群体规则时,为了社会的正义,他的生命也应当被剥夺。而西方世界中对个人主义与个人自由的极端推崇,除了基督教文化中所倡导的宽容友爱,西方文化认为人们是为了避免战争渴望安定而结成社会创造法律,公权力的来源正是个人私权利的授予,因此,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除非他已经将某种权力让渡给国家。

二、政治基础

西方政治中的社会契约论与中国传统“君权神授”的政治基础也使二者对死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基于社会契约,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因此,没有人会愿意将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当每个人为订立契约而不得不对自由做最小牺牲时,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是不可能搭进去的。在没有权利授予的情况下,作为契约执行者的政府并不能够拥有对人民生命的剥夺权,因此,死刑是不合理的。社会契约论中的“民治、民享、民有”赋予了死刑制度废除以坚实的政治基础。

与西方启蒙思想形成对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使“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观不断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终于成了封建礼教的卫道夫,对君主权力的绝对崇拜使人们根本没有勇气去反抗甚至是怀疑其对自身生命权的剥夺。

三、经济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对中外关于死刑制度废存的不同态度的比较建立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内,即当今世界,而非基于一个漫长无涯的时间沧海之上,因为死刑制度在西方也曾盛极一时。今日死刑制度在西方的没落与在中国的屹立不倒是与两方不同的经济情况密切关联的。

就死刑存在的社会物质经济基础来看,虽然犯罪并不必然地与生产力的高低及战争状况成正比,但它往往与社会体制的变革成正比。生产力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与各项不健全的体制之间出现断层,使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从而给当代中国社会的犯罪率造成一定的负效应。从效益与功效的角度上而言,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极刑,未必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从废除死刑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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