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的探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朱艳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2-09-07 14:20:59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在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狭义上,非法证据是指法定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即国家司法人员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使得相关人员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所作的供述或陈述。(2)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3)未经审批或审批程序存在瑕疵而采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如电子监控秘密拍照等方法获取证据。(4)以非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5)淇他违背程序规则的非法证据,包括收集、调查取证的手段不合法,形式不合法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侦讯主体通过非法程序或者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无论表现为言词形式还是实物形式,基于程序正义或者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在法律层面作禁止使用的规定或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其中刑讯逼供问题已相当严峻。而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实体性法律制裁对于惩罚与遏制包括非法取证行为在内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效用微乎其微:

(一)行政纪律处分的效果。实践中,除了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外,一般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很难成为行政纪律责任追究的对象。原则上,只要刑事案件最终没有被“办成错案”,则非法取证的行为主体被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几率微乎其微。在目前司法环境中“结果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的境遇中,只要案件得到了“正确”办理,一般的违法取证行为并不足以导致行政纪律惩戒活动的启动。

(二)刑事追诉的可行性。刑事追诉所涉及的程序违法行为在范围上同行政纪律责任追究一样,是十分有限的。目前我国刑法所禁止的严重程序违法行为主要涉及违法羁押、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违法行为。而事实上,只有当上述三种程序性违法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并具有足够大的社会影响才有可能面临刑事责任的追究。

(三)民事侵权诉讼救济途径的效用。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建立专门的侵权诉讼制度。即便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它在惩戒与遏制违法者和补偿与救济被害人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四)国家赔偿制度的可行性。建立在冤案发现基础上的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由于更为重视案件的实体裁决结果,而不以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为前提,因而对于惩戒和遏制程序性违法行为具有十分有限的效果。

由此可见,现行的实体性制裁制度对于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在适用范围上十分有限,在实际惩罚和制裁效果上也不明显。那种认为“只有通过追究办案人员的个人责任,才可以有效地减少程序性违法”的观点,不具有经验和实证的基础,而只能属于得不到验证的假说而已。而作为程序性制裁手段的排除规则则相比具有优越性:对于程序性违法行为,通过宣告其诉讼行为失去法律效力使其不会产生原来所预期的法律后果,这可以起到釜底抽薪之功效,使得程序性违法者通过法律程序所可以获得的诉讼利益最终被剥夺,从而使其违反法律程序的动力受到削弱。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分析

2010年5月30日出台的关于非法证据的两个《规定》有其自身局限性。规定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在有些方面还存有空白,规定范围狭窄。处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的排除规则就注定了其期待功能难以全部实现,两个《规定》在实施时还有许多现实障碍,现实功能并不能有效覆盖应然状态的功能。

首先,由于在审判阶段程序裁判程序和实体裁判程序尚未分离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即便非法证据被排除,也难免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其次,实践中除刑讯逼供外还存在严重的侵犯嫌疑人法定权利的程序违法行为,然而旨在规范程序违法行为的排除规则却未能有效制止此类行为的再发生。比如,《规定》对于侦查中普遍存在的侵犯律师在场权、会见权的行为规范不力。再次,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疑点证明责任”在实践中也很难实现。一方面,非法证据生成与控告之间的“时间差”;另一方面由于侦查之窗的关闭,使得被追诉人和辩护人固定非法取证的证据几乎不可能。所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欲成功地对“非法证据”的生成原因进行举证比较困难。再次,排除程序的启动很难。控方和审判方为主体利益考虑,往往排斥启动排除程序。而《规定》中该程序的启动与否可自由裁量,并未规定强制启动,即一旦被告方提出侦查中有非法取证的行为,并承担了事实证明责任,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程序就强行启动。这就造成了实践中排除程序很少启动,排除规则很少被适用,其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的效果可想而知。最后,控方举证的随意性空间大。虽然《规定》中规定了控方承担取证责任而且证明标准很高。但是由于侦查程序缺少律师的参与性,其提供的证据比如笔录、健康记录、伤情鉴定的证明力事实上不足,并不能有效证明非法行为的不存在。如果仅凭有限的书面材料就认定非法行为的失实,显然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和“结论唯一”的证明标准。

四、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一)细化程序规则。两个《规定》仅针对刑事司法中的突出问题规定了一个大概的初步的框架,操作性并不强。笔者认为要想在司法实践中真正有效实现非法证据排除,则有必要对相关的规定进一步进行细化、明确和完善。比如被告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条件就是一个亟需明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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