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立法策略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09-17 08:58:58

 一、问题的提出 
  从制度发展史角度观察,我国存在一个制度怪圈,常常表现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当社会缺乏活力,发展动力受阻时,上层会放权以促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放权的结果总是伴随实践的乱象发生①。每次精简的机构总会慢慢恢复乃至膨胀起来,囿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管就死;一死再放”的循环。于是乎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作用下,权力行使者不得不再次收权,发展就又陷入停滞状态。这其中固然有权力行使者天然的膨胀倾向,但共通性的弊病不能无视乃至直接否定个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针对上述似乎有着某种历史轮回的现象,有人从国民性角度观察,认为国人缺少宗教信仰,依靠外在的权力强制,缺乏主体性意识,更多的依赖权威,顺从权力。有人讲,这种二难困境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以往制度设计时一维性的思维逻辑——非此即彼,易导致两极分化的情况。②具体到新修订的《立法法》,有学者担心对设区的市主体扩容会带来法治碎片化、立法质量下降、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和侵蚀中央立法权的危险等乱象,使我国的立法再次陷入循环怪圈。③ 
  二、地方立法权的沿革和趋势 
  2015年《立法法》72条第2款规定,关于设区的市立法权制定主体由“较大的市”扩展至所有“设区的市”。但中央在“放权”的同时,也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进一步的“收权”(《立法法》在本款中规定,立法范围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按照谱系学的视野追溯,自1979年以来地方立法权的规定经历了频繁的变动,主体和权限一直在变化,但地方立法权的趋势是不断增强。 
  在2000年《立法法》颁布以前,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地方权力机关在有关立法的问题上有了制度保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组织法)和《宪法》的颁布,使得省级人大获得了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1986年《组织法》修改,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也获得了立法权,可以说这一阶段立法权被广泛的下放到地方。而2000年《立法法》制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立法冲突问题,建立更加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是本次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立法法》第8条首次列举10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第64条明确了地方性法规所能规定的三类事项。观察法条,不难发现在确保地方立法权限的前提下,《立法法》规范了地方立法的权限以及法律制度阙如时,地方先行先试的思维元素。 
  三、地方立法扩容的现实意义 
  《立法法》第72条第2款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中央立法的权力还在不断下放。④地方立法在走向规范的同时,其权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充,这与我国改革进路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需求是最好的土壤,从存在论意义上讲,地方立法的扩大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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