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的宪法学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邓炜辉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7-21 10:41:05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I]lI其对于维系社会及政治安定,预防贫穷、救济并维持国民最低生活水准,确保国民人格之自立以及选择自由等均具有重要宪政意义。根据希腊民主大学公法教授乔治·卡徒葛罗斯( Georges. Katrougalos)的研究,“福利国家不能和社会国家等同。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社会保障权。”截止1976年3月31日,根据荷兰学者亨克·范·马尔塞文对世界142部宪法统计,其中已有95个国家宪法规定了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例如就失业、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年老情况来说),占总数的66.9%;明确规定(获得)社会保障或社会救济权利的有62个,占43.7%。

在中国,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宪法制度或权利并非自古有之。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其事实上亦经历了“从以家庭和慈善功能为主要援助手段的‘残补观念’演进到国家提供广泛社会经济保护的‘制度概念’。”但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立宪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在特定情形下享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为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负有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的义务。此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及沿用至今的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都对社会保障问题有过类似规定。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3条,增加“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宪法总纲第14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本文,笔者依托上述宪法文本规定,特别是通过对现行《宪法》第14条、第44条、以及第45条等条文的规范分析,进而指出社会保障在中国宪法中首先应将其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保障”。在具体的宪法实践中,其主要依赖于“宪法委托”之国家立法义务的履行。当然,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保障作为宪法的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其本身既蕴含一些主观权利因素,在特定情形下,又存在客观制度主观权利化的可能。在司法裁判中,应当协调宪法和法律两条途径来保证社会保障的司法实现。

一、“制度”抑或“权利”:中国社会保障的宪法文本释义

正如英国学者米尔恩所言,“可能成为权利对象的事物,限于可能受人们对之负责的作为和不作为影响的事物。”要全面了解社会保障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功能发挥,首先必须对社会保障的宪法性质加以明确勘定。蕴含于我国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保障条款,其到底是一项“制度性保障”,还是一项基本权利,在理论与实务上均存在诸多争议。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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