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陕甘宁边区婚约纠纷的司法实践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09-18 09:19:55

一、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状况 
  抗战之前,陕甘宁边区落后贫穷,深居大西北,乡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人们几乎没上过学堂,识字的人占乡民总数的1%左右;卫生医疗水平的低下,医疗设施的落后导致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存活率30%,成人的生命也经常被疾病剥夺,真可谓‘人命在天’;迷信活动猖獗,常有巫神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备受封建的经济文化压迫。”①偏远闭塞的地形,自给自足的乡土生活,使得国家法在这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如梁治平所言:“以执行道德为目标的国家法规视‘户婚田土债’一类事物为‘薄物细故’不予重视。且受文化与社会两方面原因制约,国家法律很难主动有效的干预这个每日都发生着变化的世界。”②国家法的极少干预却不代表这些地区缺少秩序。陕甘宁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法律的作用影响较少,乡民靠乡土习俗来分配乡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解决他们间的纠纷,以维持秩序的地区。换言之,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乡土世界,这些良莠不齐乡土习俗构成了秩序的基础,在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凭借传统中延续下来的乡土習俗进行调整。就婚约习俗来看,从西周开始就形成了规范的婚姻“六礼”制度,其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都属订婚的必经环节。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订婚是结婚的必要前提,青年男女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定终生被乡民所不齿。贫穷使得早婚、童养媳、童养婿,换亲、买卖婚姻现象普遍。订婚后,可以要求男方给予家庭穷困的女方一定的物质帮助。在彩礼问题上,在订婚后有男死不退彩礼,女死退一半的习俗规定。③ 
  二、新法旧俗的拉锯战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共产党在陕甘宁创建苏区根据地,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地区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规模宏达的的政权建设以及社会变革,使得这块原本贫瘠、落后,闭塞的土地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开展政治法制建设成为改变旧制度的重要措施。通过一系列法制建设运动既为建设苏维埃政权起到巩固作用,同时又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积累经验。在婚姻法制领域,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反映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的法律(无论男女一切平等,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这一反映新社会的婚姻观念和法制在陕甘宁这样相对封闭、传统、落后的地方无疑会掀起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激荡,而这必然会使婚姻制度的变革、新婚姻法制的实现面临较大难度。 
  一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首次写下 :“男女婚姻以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第2条)。”第 4条规定 :“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招赘。”该条例把婚姻自由精神赋予法律的保护,旗帜鲜明的反对以前婚俗中父母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的落后习俗,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由自己做主,不在遵循“先嫁由爹娘”的传统。 
  二是1942年再次颁布《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次修正草案》,此次草案更加细致,第7 条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父母为子女订婚行为有如下规定 :“男女婚姻不必先经订婚,如有订婚之行为,不得违反第一条之规定。但男未满十八岁,女未至十六岁不得订婚。”婚姻成立的先决条件不再是订婚,而是要符合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合法登记,不违反结婚禁止条件。第 8 条:“订婚后如有一方要求解除婚约者,得向政府提出解除之。”对于父母代为签订的婚约,订婚一方有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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