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公共交往法治化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苏海雨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2-12-10 19:34:37

二、重庆公租房建设的法治探索

(一)依法行政的住房保障

本文所论的公租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住房保障供给建设,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住房分配制度。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重庆市政府于2010年开始大力建设公租房,并于该年6月发布了《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截止2011年,开工的公租房规模达到2 725万平方米,并于2011年3月2日、5月28日、8月27日、11月23日,对已竣工验收的公租房组织了四次公开摇号配租,保障家庭达到8.2万户(见表1[3]),加上工业园区和远郊区县的分配数量,全市公租房配租已达11万套,惠及民众近30万人。可见,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公租房低价配租是政府主导的行政保障行为。

公租房的住房保障可以作为一种物质权益帮助而被认为是行政法中的行政给予[4]189行为。《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在第3条、第18条、第19条等相关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公租房的含义以及申请对象的条件;并且在这些具体条文中创新公租房申请准入机制,放宽了申请主体条件,配租对象以类别而非简单的以收入为界定,从而可以惠及更多的社会阶层与群众。公租房不仅是依法给付的住房保障行为,而且公租房本身在建设过程中涉及了广泛的行政行为,包括着行政规划、重大行政决策、行政合同、行政监督等等行政行为。2010年7月重庆市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副厅局级的省级公租房管理局,并通过了《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公租房的建设与发展。

(二)突破传统的行政法理念

“作为总体危机的集中表现,现代行政法学是一种‘单向度’的规范法学。”[5]行政法治主体应该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重庆公租房建设中就公租房申请配租中没有采取以往严格的审查制度,而是以严格的运营加防范租户转让获利的检查机制为基础,适当放宽了准入机制,取消了对申请者的收入绝对限制,从而大大拓展了公租房的适租对象。这种不完全特定的对象给付可以抽象理解为公民的整体表达与参与,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流动性。行政相对人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表达自身利益需求,积极与行政主体交往,自主获取现实权益,实现行政相对人自主选择与行政主体开放服务的互动结合。以往给付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单方施惠,是行政主体通过“消极被动”的方式为行政相对人服务。当然这种“消极被动”不是推卸职责或者行政不作为,而是通过积极开通各种公开渠道与公众交换信息,了解他们的需求。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府主导政策,发挥了行政法所不具有的能动性,但同时“单向型”的行政法律秩序很大的问题是不能很好地起到控权监督自身的作用,更无法让其主动转变为积极服务,因此,行政法难免不成为形式性的程序法。所以,现代行政法治要实现其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的目标,就不仅要强调对权力损害与权利滥用的制约,而且更要关注对法律主体的激励;以便在促使行政主体为了增进公益而积极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保障和激发权利主体积极行使公民权利与履行公民义务。

重庆公租房实践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规则、对象、程序、结果等方面的重要体现。这种交往互动使我们了解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交往,它也预示着我们需要怎样的行政法行政法存在的空间就是一方面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自下而上”的交往,另一方面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自上而下”的交往,即公共交往。现实存在着公民通过正常的救济渠道与政府交往沟通,老百姓俗称打交道,也存在大量公民上访、闹访等现象。因此,迫于当今公共交往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与认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的公共交往,以及这种公共交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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