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劳务关系中的雇主责任问题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3-03-26 15:43:46

一、“用人单位”与“个人之间劳务关系”内涵界定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的仅是劳动关系领域,第1款中的“用人单位”指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的主体,意即,在劳动者为完成劳动工作而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持此观点的人,多数也对《侵权责任法》35条“个人之间劳务关系”的界定存在困惑,或是认为其完全未提及非个人间劳务关系的处理,是立法者的一个疏漏。笔者认为这两种认识是站在“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领域看待这两个条文,其划分的依据有误,没有很好的从立法目的上探究其条文内涵,从而忽视了从整体上做出理解和把握。

首先,对比《侵权责任法》与已存在的侵权责任的其他规定,我们能明显感到前者对法律关系及适用做出了简化。就劳务关系中雇主责任的问题,我国的《民法通则》并未作出明文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与雇主责任制度相关的内容也都散见于各民事法律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中,其中比较完整和集中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人损解释》)第9、第11条的规定,但其仅作为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和自身制度构建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实务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困难重重。按照原来《民法通则》第121条、《人损解释》第8、9、11条的规定,我国将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中的侵权,按照用人单位所属性质的不同,分为“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法人”和“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两类,将其工作人员分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雇员”,将由他们引起的侵权责任分为职务侵权与雇员侵权,以适用不同规则。而《侵权责任法》将不同身份主体的侵权责任统一划归到34条,而不再人为地按照身份不同作出划分,笔者认为是立法者基于公平、平等的理念做出的调整,是将原来的职务侵权与雇员侵权分立的立法模式统一化的一种倾向。由此可见,立法者或许是有意“忽视”不同身份主体的差异,一律将用人的一方称为“用人单位”,另一方称为“工作人员”,凡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责任,均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再区分工作人员具有主观上的何种过错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34条中的“用人单位”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法》领域的用人单位,其工作人员自然也不局限于劳动者,还应包括提供劳务的劳务者、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其他工作人员等。

其次,对于《侵权责任法》在非个人间的劳务关系问题上是立法空白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待斟酌。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视了条文间的内在联系,而从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或者其他法律或司法解释中积极寻找补充解释来弥补这种漏洞。如此一来,基本的法律适用就存在了不确定性的隐患。笔者认为,将《侵权责任法》第34、35条结合起来理解,《侵权责任法》在劳务关系上的规定其实是整体统一的,立法理念上也是从一而终的,只是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司法解释上有待做出补充和完善而已。第一,35条中的“个人之间劳务关系”,应当认定为是自然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它是为了与34条中的“用人单位”做出区分,由上述分析可知,“用人单位”的内涵超出了劳动关系中用人者的范畴,其可以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合伙、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区别于“自然人”的概念。那么不符合35条限定的劳务关系,如果符合34条的规定,则直接可以适用该条调整,而无需繁琐地再从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中探究其适用规则,或者从更多繁杂的解释中“套用”类似的解释,因为如此一来不仅会模糊《侵权责任法》的本意,造成适用困难,还很可能费力却仍得不到统一一贯的适用结果,这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理念,关注条文与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以避免在理解上对“用人单位”做出缩小解释,或是对“个人之间”的限定做出扩大认定。

二、《侵权责任法》与《人损解释》关系之误区澄清

学界有一种说法,是《侵权责任法》34、35条的出台直接废止了《人损解释》9、11条的规定。笔者并不赞同。首先,我们如果说某一法律规定“被废止”,应当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法律本身规定了有效期限,期限结束,该法即自动终止;(2)以新法取代旧法。一是在新法中明文规定废除旧法,二是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旧法与新法相抵触的部分废止。这里不属于自动终止的情形,也不符合“新法中明文规定废除旧法”的情况,只存在“旧法与新法抵触的部分自行废止”的认定。因此《人损解释》第9、第11条是否被废止,就看其是否与新法相抵触,如果全部抵触,则被废止;如果部分抵触,则抵触的部分被废止,未抵触的部分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这两个条文与《侵权责任法》是否完全抵触呢?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对比分析:首先,就劳务关系中劳务者损害第三人的对外责任承担问题,《人损解释》第9条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34条均规定了雇主对外承担无过错责任,只是《人损解释》赋予了雇主一个追偿权,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过错的的雇员追偿。《侵权责任法》34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追偿权,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侵权行为是由于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且该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用人单位是可以向其工作人员进行追偿的,否则有违公平原则。因此该条文与《侵权责任法》其实并不抵触,只是在适用过程中直接以《侵权责任法》进行认定即可。其次,就劳务关系中劳务者自身受到损害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人损解释》11条规定雇主对雇员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法》35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而应当废止。但我们细看,《侵权责任法》35条仅仅是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的有关规定,是对一般劳务关系中一个特殊的劳务关系的情形做出规定,其适用条件与《人损解释》第11条是不同的。而非个人劳务关系中劳务者自身受到损害,接受劳务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就这一条而言,《侵权责任法》只是单独对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做出规定,《人损解释》也只是在部分内容上与其相抵触。就此,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说《侵权责任法》34、35条直接废止了《人损解释》9和11条,因为当我们说某一法律规定废止了,那么它就完全失去了参照的意义和价值,排除在法官司法实践“发现法律”的范畴之外。而《人损解释》作为权威的司法解释,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补充意义,在雇主责任的理念上与侵权责任法也出入不大,而且就赋予雇主追偿权,以及对第三人侵权情形的规定相较于《侵权责任法》是更加完整而具有补充价值的。在《侵权责任法》一些规定过于简略,相关司法解释还未出台的情况下,《人损解释》在与其不相抵触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作为法官“找法”的一个源泉,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在具体适用时的一个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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