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期民族地区行政立法探微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黄 木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0-02-27 11:04:08

 一、历代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行政立法回眸
  
  (一)秦汉时期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立法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设置了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和颁布相关的民族法律。即在“九卿”制中,专门设置有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典客”或“典属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典属国,秦国,掌蛮夷降者。”在法律方面,秦始皇改变了由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造成的“律令异法”的局面,在秦国封建法制基础上制定了统一的法律——《秦律》。《秦律》中的《属邦律》是秦王朝规范如何管辖所属的其它民族政权的法律,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和职官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少数民族的成文法。
  汉朝时期,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已基本成型,此时,在汉朝的周围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如北方的匈奴,西部的西域各部及羌族,东北的乌桓族,南方百越南蛮和西南夷诸族等。汉代统治者根据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分别采用了“征服”、“和亲”、“直辖”、“自治”的民族政策,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采用武力征服。每征服一地,设郡而治,纳入中央版土。汉武帝时,北破匈奴,南灭南越,服西域36国,伐西南滇国和夜郎等地。对于强大的少数民族使用“和亲”政策,达到“毋战以渐臣”的目的。和亲政策从汉开始,以后的各朝统治者都不断采用。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汉代采用“直辖”措施,由中央直接统治,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在羌族设立“护羌校尉”,在东北设立“护乌恒校尉”,这种“直辖”制度也被后来各朝所承袭。
  (二)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立法
  西晋时长安设置西戎校尉(军政合一),云南设有南夷校尉,广州设平越中郎将,中原设南蛮校尉。中央各王朝设校尉一级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南朝,为了集中治理归属的少数民族,除了将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直接编人州郡县之外,还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左郡”,“左县”。“左郡”,“左县”体现了统治者“以夷治夷”的原则。它上承秦汉的边郡边县及道和蜀国之制,下启唐宋的羁糜制度,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它是中国历代王朝民族行政立法的重要时期,也是奠定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糜统治基础的重要时期。
  总之,这一时期,南方各民族经过长期动荡变化,大批迁徙,频繁往来,社会内部及相互关系均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定居村落大量涌现;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由于杂居的扩大,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区,大批汉民族迁人少数民族地区,使得民族同化、融合加速加深。这些变化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治理少数民族奉行一系列政策、法律的具体表现。
  (三)隋唐宋时期对民族地区行政立法
  隋朝统一后,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对少数民族仍奉行“以夷治夷”的政策。至唐朝,版图空前扩大,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隋唐时期,民族统一日益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对少数民族采取恩惠抚和为主的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爱之如一”是唐朝民族立法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从《唐律》可以得到说明,《唐律》12篇502条中,没有一条规定民族间的不平等。唐朝在总结秦汉边郡、边县,南北朝左郡、左县的制度基础上,采用羁糜府州制,对少数民族行使直接统治,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行政机构。中央一级政府设鸿胪寺,地方一级政府设羁糜府州,推行监领制。羁糜制度在秦汉以来,为元、明、清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封建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元明时期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立法
  元朝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和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少数民族,元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制度,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治理当地事务的一种制度。土司的主要职责是奉命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反叛活动,维护所辖地区的社会秩序。元朝对土官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从而使元朝赢得了土司的支持,使得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发展到明朝,土司制度处于全盛时期。与元朝相比,土司的职衔隶属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有文武职之别,但品级低于元朝。土司地区任命官吏流土夷汉并用的方针,明朝的土司实行流土并用的办法,土官为正职,流官为副职,目的是为了以流官牵制土官。明朝的土司制度为以后的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另外,明朝对少数民族实行“治夷之道以威德兼施”的原则。对蒙古族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待之以礼,保护其民族感情,使之少受伤害。在藏族地区,设都司藏,派遣官员管理,赐印信,并设有主管僧俗的机构。怀之以德,待之以礼,继承了历代王朝“人贡后赏”减免赋税等。
  (五)清朝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立法
  清朝的统治者摒弃了历代陈腐的“夷夏之防”治调,确立了“以夷变夏”的指导思想。在此指导思想下,清朝统治者在制定旗人法律地位的规范时,在《大清律例》中,始终努力做到坚决维护旗人享有的特殊法律地位和司法特权。除《大清律例》外,清朝还制定了专门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法和单行法,以朝廷的名义颁布下达,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不曾有的,在蒙古地区实行《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理藩院则例》无疑是清代适用于蒙古等特定区域的基本法,也可视为一种“自治条例”。它确定了蒙古地区的基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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