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的当代政治价值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赵青霞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07-06 10:56:23

一、从墨家学派的创立缘由看墨家的立国为民思想 
  (一)从批儒建墨看墨家的为民思想 
  墨家思想由墨子开创。据考证,大多数学者认为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时鲁国(今山东滕州)人。生卒年大概为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390年左右,地位较低。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1]可见墨子先师孔学儒,后对儒家学说不满,认为其有害于下层人民的生活及劳动。于是,在反对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由此诞生了墨家一派[2]。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乱纷纷,贵族奢华淫乱无度,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作为下层劳动者的代表,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社会,试图为救世解纷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与儒家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和立场是有根本区别的。儒家学说提出以“礼”治世,以“德”为政的思想,但所从的周礼,过于注重形式,其繁文缛节让人不堪其扰。虽儒家也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也认为“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显示其注重“礼”的实效而非形式。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提倡必然让统治者从形式上彰显和自上而下推行,更何况“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的社会心理,必然会让形式之风越来越严重。受害于此,墨子便指出,从“礼”不仅过于费时,严重影响生产,而且过度耗财,铺张浪费,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困苦。所以,深知下层人民疾苦的墨子,针对儒家的这套学说提出与之相对立的新主张。首先,针对儒家的“厚葬久丧”提出“节葬”观点以减轻人民负担;其次,又针对当时社会财用不足而贵族挥霍无度的状况提出“节用”“非乐”思想,以全面反对上层的奢靡,倡导整个社会的节约。以“节葬”观点为开端,墨子走向了和儒家完全相反的道路,提出整套不同于儒家的新理论,并与儒家展开激烈辩论。由此,墨学形成,从者众多,成为与儒家长期并立、对峙的重要一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篇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3]4,可见墨家当时的兴盛。

由墨家从儒家分化的原因可知,墨子完全是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减轻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和解决劳动人民的切身问题而立论的。墨家理论的创立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显达,也不是为了统治者能够巩固其统治,而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为了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可以从墨家弟子们为实现理想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甚至牺牲性命去劳苦实践的实例得到验证,也可以从墨家的理论阐述特点中得到体现。综观《墨子》全书,不难发现墨子所有重要观点的论证都是立足于民生、财足、国强这三点,并以此为核心展开论述。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忽视的基本要求。 
  (二)从儒墨之别看墨家的立国之论 
  墨家思想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而是平实恳切的立国治世建言。这也是儒家注重精神层面的建设,而墨家更注重物质层面建设的区别。虽然墨家在注重物质建设方面有些极端倾向,但这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相符合的。儒家学说强调“劳心者”如何“治人”,而墨家更关注“治于人”的“劳力者”如何才能生存。民存才能国在,民安才能国强,衣食不足谈何“礼”,民心不稳国安立?因此,墨家思想没有要求下层人民应该怎样遵从仁义道德,而是要求士君子、君王等上层统治者们该怎样遵从“天”道。判断政治措施是否合乎“天”道和时人所认可的道德,其标准只能是依据民生、财足、国强三點而定。例如,在《墨子·节葬下》中,墨子首先提出“仁者之为天下度,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没有否定“仁”和“孝”的社会伦理,而是在肯定“仁”和“孝”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仁”“孝”标准,从而分析厚葬久丧是否符合“仁”和“孝”之礼。“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若三务者,此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可见,墨子“仁”和“孝”的标准是能让贫者富,寡者众,乱者治。依此三个标准,墨子便问道:“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哉?”如果厚葬久丧不能达此“三利”,那么给君王提出这个主张的就是不仁、不义、不孝。墨子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3]83-101 
  在此,儒墨彻底对立,指出儒家厚葬久丧的不仁、不义、不孝。墨子论证此观点时,首先指出,厚葬之事“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其在财用上于贫于富、于家于国都不利,且于民的危害程度更大;其次指出,处久丧之法则“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綑布縿。”这里,自上而下地层层说明从朝堂百官到田间农夫、市井百工、家中妇人没有一处的人可避免久丧对工作的耽误。所以,“计厚葬为多埋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至此,得出结论:厚葬久丧不能让贫者富,而是正相反。 
  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墨子说明了厚葬久丧亦不能增加人口,也不能“治刑政”,从而就不可“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一旦战争,则会“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更进一步的是,国穷民少政乱则“上帝鬼神”也会“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看来,厚葬久丧不仅不能达到“三利”,而且还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危害,直至远离上帝的福佑。向后推理预测至此,墨子再援引前朝举例指证,向上考察尧舜禹,“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而“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点明当时贵族在丧葬之事上的奢靡,与“桀纣幽厉之事”合节,“其非圣王之道也”。指出前车之鉴。 
  至此,墨子对儒家“厚葬久丧”观点的批判完成。最后总结建言,提出自己的“节丧”主张:“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3]83-101 
  “节葬”观点的论证体现了墨家思想强大的逻辑思维和说理技巧,显示了墨家“以民为本”、从民出发的立国之论,指出“中国家百姓之利”的政治观点才是符合仁义的道德标准,才是“中圣王之道”。 
  (三)墨家立国为民思想的政治价值 
  一方面,众所周知,国家富强当然是要建立在国家财用足、人口旺、政治文明的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上。墨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出了明确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政策施行所依据的“三利”标准。两千多年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一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样为三个标准,可以看出二者的立场何其一致。 
  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统治者显诸于民的主张是“民贵君轻”,也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醒己,但哪个能真正做得到轻己贵民,又有哪个避免了被水覆舟的命运?只有始终坚持劳动人民的立场,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在这一点上也与马克思主义者高度一致。如果墨子的思想能一直传承并被我们重视,那要少走多少弯路?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只能以史为鉴。 
  再者,墨家立论基础坚实,概念界定明确,逻辑论证清晰,理论建构严谨,使得实践的途径确定,理论的可验证性增强。这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立足于富民强国,墨家在“尚贤”“亲士”“兼爱”“非攻”等篇中论述了民主思想,文明、和谐等思想,这也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政治道德观点一致。这种在政治建设中诸多方面的高度一致既是当今时代要求对今人智慧的激发,也是古人智慧的沉淀在当今时代环境下的重生。 
  二、从墨家学派的理论建构看墨家的和谐社会思想 
  (一)从墨家理论建构的整体性看其和谐思想 
  墨家学派是诸子百家中思想最为庞博和涉猎最为广泛的一派,其思想体系既包括以救世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思想,也包括对自然现象进行探索的科学思想,还有以研究推理思维为主要目的的逻辑思想。这三方面构成了一个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等涵盖全部世界领域的理论体系。墨家还把理论和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技术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重视实践的先河。而同期其他各家学派的关注点显然要比墨家单一,其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也不能与墨家相比拟,在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行动力上自然也要比墨家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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