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谈判的最高峰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0-02-27 10:37:38

  重庆谈判泛指1945年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的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是抗战前后国共之间进行的一系列谈判的最高峰。
  
  一、抗战期间国共在重庆的几次谈判
  
  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共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政治上较为团结,军事上配合密切,一度关系比较融洽。但由于阶级本质的区别,国共两党也存在着严重矛盾和分歧。蒋介石念念不忘要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这种矛盾和分歧又必然导致两党磨擦的出现和加剧。
  (一)为弥合分歧而作的谈判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坚持继续抗战的同时,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冲突和磨擦明显增多。从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在重庆就军事磨擦问题、边区问题等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中共提出了几个提案,但两党在陕甘宁边区问题、扩编十八集团军和改编新四军问题,划分作战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提案最终被国民党否定。显然,国民党此时的谈判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也决不会再让步,唯恐共产党从中得到利益。国民党甚至不惜在苏北制造严重的军事磨擦,结果反遭失利,这就促使蒋介石下狠心挑起重大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共产党也觉得谈判已经失去价值。两党这一阶段的谈判也就因皖南事变而中止。
  (二)为争取时局好转而进行的谈判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一度处于低潮。然而,鉴于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毛泽东这时明确主张对国民党谋求缓和。国民党方面也在努力谋求改善两党关系。蒋介石甚至主动约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实际上,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也颇具信心。不过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
  1942年10月,林彪来到重庆,他和周恩来一道,与国民党蒋介石、张治中、何应钦等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此时国共的分歧并没有发生改变,国民党事实上取消中共军队、政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国民党方面的强硬态度再度使得双方的谈判陷于困境。1943年夏,蒋介石一面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面仍谋求政治对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的反共高潮,已表明它毫无和谈的诚意,林彪继续留在重庆已无意义。6月底,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他交给毛泽东,表示邀请毛泽东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是中共方面未作答复。[1](P.685)这次谈判“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1](P.685)
  (三)围绕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的谈判
  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关系一度处于白热化,但双方又都无动武意图。国民党方面估计自己“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3](P.207,208)同时,国际上希望“蒋介石应当与延安方面合作,直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以改变其一党政府的性质。[4](P.154,155),这样,蒋自然不能不进一步作出姿态:一面下令停止反共宣传、并开始撤换对陕甘宁边区增防的主力部队;一面则找共产党重开谈判,电邀林伯渠、朱德、周恩来前往重庆。对于共产党来说,其一,力量对比尚嫌薄弱且分散;其二,战争可能很快结束,美军有可能在这段时间登陆中国。为确保美军顺利作战,美国必然出面干涉国共关系。鉴于此,共产党也开始同意与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重开谈判,派遣林伯渠赴渝做一些缓和工作。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初步接洽和谈判。但事实上,此次谈判从开始就是国共双方的—场政治宣传战。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双方的谈判从几军几师的旧时议题转为提出一个20条要求的谈判方案。这一新的方案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标志着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正在或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了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至此,在事实上此次谈判已经彻底失败。之后不久,赫尔利介入到国共的谈判,尽管最终失败,美国将为可能举行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提供交通便利和安全保证一事却由此提出来。同时,经其斡旋,国共谈判总算恢复,并且谈判的主题由怎样解决中共的军队数量问题变成了怎样解决国民党一党专政问题。
  
  二、重庆谈判承前启后了国共之间的谈判,是两党谈判的最高峰
  
  1945年8月28日,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国共之间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史称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十八年以来第一次见面,是国共双方最高层次的谈判,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最高潮,是举世瞩目的关于和平建国的谈判,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5](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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