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视域下的苟坝会议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09-18 13:47:52

 八十多年前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遵义苟坝村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次成功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会,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本文结合苟坝会议的历史背景及历史过程,探讨其精神内涵,试分析其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方面的历史意义。 
  苟坝会议的召开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二渡、三渡赤水之间极端危急的军事斗争环境中召开的,会议先讨论军事,后发展到军事领导问题,是中央红军应对危险局面的重大抉择,是遵义会议系列会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遵义战役刚结束,蒋介石立刻飞抵重庆,调兵遣将,策划对红军新的围攻,并拟定了封锁乌江的计划,妄图在遵义、鸭溪地区围歼红军。1935年3月3日,蒋介石向川、黔两省所属部队发出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重庆,凡我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1]赤水河区域更呈现出极端危急的军事情况,可谓是敌我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红三军团的王平回忆说:“这时赤水河地区乱糟糟的,敌军西进,我军东走,各走各的,彼此情况都互相摸不清。”[2]可见,在数倍于己的敌人中、在陌生的山区地形中穿插,犹如刀尖上行走,是何等惊心动魄,稍有不慎,红军就可能陷入重围,出现灭顶之灾。 
  1935年3月5日,中央红军经过遵义战役,二进遵义后,主力西移鸭溪、枫香坝地域。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军委主席朱德发送一封关于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的电报,指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3]围绕林、聂攻打打鼓新场的电报建议,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于10日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的“新房子”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苟坝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争论一天,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多数同意一军团建议。10日晚,周恩来拟完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做周恩来的工作,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1日一早,高级军事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说服了到会多数人,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即如11日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以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4]随后即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战略方针,做出调出滇军,跳出敌人包围圈的部署,同时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也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区别于长征初期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为核心成员,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之后,秘密部署了三渡赤水,引敌西向方案,使红军化险为夷,摆脱强敌,赢得主动。 
  (一)苟坝会议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落实。遵义会议决议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战争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党和红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如改变阵地战的方式,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方式,创立数支游击队同敌人进行周旋。但由于党内军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时间的影响,要克服它、纠正它也不是靠会议的批评和个别领导人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它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制定的“渡江作战,赤化全川”“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多次出现“决战”“反攻”等忽视敌我实力的主观思想倾向。同时,红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遵义会议后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不太理解。如作为新“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迂回穿插、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不理解,曾向张闻天说过: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5]苟坝会议前后红军将领的坚决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据理力争,最终通过决议避免可能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斗,充分说明苟坝会议使党和红军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是遵义会议的深化,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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