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初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团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2-09-03 18:38:48

一、农民代表的社会面貌

杜马中农民代表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第一届杜马的46%到第四届杜马的20%,尽管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农民代表的比例扩大到47%,但由于杜马选举法的改变和政府的干涉,最终决定了其比例的下降。[1]

从代表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上看,农民代表团是杜马中最年轻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是唯一一个没有60岁以上代表的团体。同时根据1897年普查资料证明:俄国全体居民中识字居民占29.6%,而识字的农民仅占农民总数的2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9因此,虽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集中了农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但实际上较之复杂的杜马工作而言仍然不够。

数字显示,在杜马中农民代表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农民代表中有一类人的比例却呈现扩大的趋势,那就是乡和村一级的管理人员,主要是乡长和村长。他们从第一届、第二届杜马中的5.7%和4.9%上升到第三届、第四届中的4.7%和7.2%。[3]383

在俄国,乡长、村长、其助手和征税人员等在乡管理局任职,是农村的管理人员,但他们仍是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特点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村长是履行行政职能的官员,向农民传达沙皇的命令;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独立的农民团体中的一员。因此村长、乡长等不仅具有行政立场,也具有农民集体中长者的立场。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方面,村长、乡长有时不参加农民骚动,并帮助当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少事先通知地方当局正在酝酿的骚动,他们的行为有时是矛盾。

如果农民代表具有村长、乡长等官职,那么他在杜马活动过程中的政治立场较之其他农民代表就更多地表现出对专制制度的忠诚,这也是这一阶层在杜马中数量有所增长的原因;但是由于他们的两面性,由于他们作为农民的属性使他们在土地问题上仍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因此最终决定这类代表增长的幅度不是很大。

二、农民代表的特点

农民阶层形成于国家形成时期,是比较保守的社会阶层。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这必然反映在农民代表的杜马活动中,使他们在对待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首先,农民代表的群体观念。对于绝大多数俄国农民来说,村社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同一村社成员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农民而言,村社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它甚至比初级群体(亲人和邻居)更重要","农民有机地与村社融为一体,农民便不知不觉地严格约束自己的全部生活,遵守村社的各种规范"。[4]64-65村社的凝聚力和平均机制反映在杜马中,表现之一就是农民代表与这种集体关系的稳定性。比如,从建立代表机构开始农民的主要口号就是"只选自己人"。而且历届杜马工作期间,农民代表都与自己的同乡保持稳定的关系。他们会在塔夫利达宫接待来自农村和乡镇的请愿代表,回到家后会最大限度地向地方会议"报告工作",因为所有农民代表都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其次,农民代表的团结性。俄国农民是受苦最深、受压迫最深的一个阶层。正如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文中所说,"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呻吟叫苦的还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被唯利是图的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5]17然而处于弱势的农民阶层并不甘心,他们一直都在不断地向统治集团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要求,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要求。这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立于统治集团的特殊群体,因此在杜马工作中农民代表就表现出相对其他阶层更大的独立性和团结性。

农民的这种团结性在杜马工作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第二届杜马期间,在讨论致敬信过程中,43名农民代表以自己毫无准备和文化水平低为由,请求为了"能够仔细考虑并更有意识地对待它",将对其的审核延期到第二天,最后他们的意见被拒绝。[6]70尽管如此,能够在杜马工作中发出声音,这对于农民代表而言并不轻松,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接下来在第三,第四届杜马时期,来自不同党派的农民,主要是右派和中间派,提出了建立农民团体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与其政党中´统治者´执行的政策"产生了全面分歧。他们在临时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调,为研究涉及"农民生活特殊条件"的所有政治问题,农民代表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团体。[3]328在这里难能可贵的是,农民有表现的精神,有自我意识的要求,要在杜马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杜马中农民代表的群众性和团结性,一方面使他们与农民阶层保持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在杜马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种力量。

三、农民代表的党派

农民代表一直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为此各个政党都希望将农民代表吸引到自己一边。这尤其表现在第一届、第二届杜马时期,用立宪民主党领导人П.Н.米留科夫的话说,当时为了农民代表"在…政党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7]364

事实上,第一届杜马期间农民对党派的概念大多是无意识的。沙皇集团曾经以为"愚昧的受尽折磨的"农民代表能够相信政权,但恰恰相反,农民代表表现出天生的谨慎和怀疑。杜马选举刚刚开始时,超过70%的农民代表都与党派保持距离,以无党人士登记。进入党派的农民也通常坚持自己的立场,立宪民主党代表И.В.格森证明:农民代表,包括加入立宪民主党的农民代表,对"市民都不是很信任的,(他们)在心中有自己的坚持"[8]251。

第一届杜马中农民代表选择劳动党的有25人;立宪民主党,不少于10人;中间派,不少于7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论者各不少于5人。第二届杜马期间农民代表更快地确定了自己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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