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政治诉求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俞吾金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09-09-20 23:08:18

  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在政治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应该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从政治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推进,有利于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得以形成的文化背景,从而不至于把政治研究简单化、表面化;另一方面,从文化研究向政治研究的回溯,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的政治实质,从而不至于在文化研究中抓不住要害,甚至完全迷失方向。
  在下面的探讨中,我们侧重的是这种互动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即从文化研究向政治研究的回溯。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雷克·詹明信在谈到文学时曾经指出:“一切文学,不管其作用是多么微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被解读为对共同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其实,不光是文学,乃至全部文化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化观念在内,都被政治无意识所渗透。在我们看来,詹明信所说的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自然而然地蕴含在文化观念中的政治诉求。在这里,限于题旨和篇幅,我们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政治诉求进行全面的论述,而是把探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核心观念——性善论、清官意识和实用理性上。
  
  性善论的政治诉求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四种代表性的人性理论:一是“人性无善无恶论”(告子),二是“人性有善有恶论”(世硕),三是“人性本善论”(子思、孟子),四是“人性本恶论”(荀子)。经过反复的争论,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的“人性本善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毋庸讳言,“人性本善论”在对理想人格的培养和激励方面自有其合理的因素。按照这种理论,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充分运用各种教育手段,使人性中的善端发挥出来,人皆可以成尧舜。宋代学者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理想人格的典型写照。然而,“人性本善论”也蕴含着不合理的因素:
  一方面,既然肯定人性根本上是善的,也就必定蕴含着对法律的漠视。为什么?因为法律是一种外在强制的手段,假如人性之善是内在的,也就没有必要用外在强制的手段来制约人的行为。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中国人从“人性本善论”出发,对任何非人性的东西包括法律和政府的机械观念都十分痛恨,从而“使得一个法制政府在中国简直无法生存。一个生机勃勃、严格依法办事,真正不徇私情的政府从来没有成功过。”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也强调,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既然伦理起着法律的作用,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无独有偶,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说的人生的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前三个境界都是从道德上加以论定的,一点也看不到法律和法权人格对人生境界的影响。自近代以降,由于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边缘化的状态下,所以通常作为启蒙运动产物的民法(其核心观念是人权观念)至今仍然处于草案状态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每年都有多部法规推出,但它们很难内化为人们心中的权威,很难成为他们行为中的指导性的力量。事实上,“人性本善论”本身蕴含的就是单纯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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