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谣谚的基本形态及用韵特点初探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1-10-17 19:17:00

将唐五代作为研究谣谚的一个基本时代断限,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唐五代谣谚由于其民间本位,历来为传统的诗歌创作及研究群体所忽视,历代典籍间或采之,亦是百不存一,而相对地放宽时限,有利于样本的充分采集;另一方面,唐五代作为文学高度繁盛的时期,各种文体都经历着内容形式上的不断变化,绝句、律诗、词等渐次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本文拟以历代文学样式为参照,对唐五代时期谣谚的基本形态作全面探讨。通过民间歌谣用韵的归纳分析,将进一步揭示唐五代韵文材料共同的语音基础。
  
  一、唐五代谣谚的民间本位
  
  唐五代文学的多样化格局,是在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的前提下完成的。这一点,敦煌文献的发现已足资证明。只是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立场,往往由上层知识分子决定,客观上导致作为文学基本形式之一的谣谚长期备受冷遇。
  春秋时代以降,诗歌与谣谚分野,两者地位渐趋悬殊,诗歌一直保持着上层的统治地位,而谣谚之类的作品却极少有人关注,对谣谚的采录一直处于零敲碎打的状态。从留存至今的文献上看,可谓硕果仅存,难称备善。明清以来,谣谚的辑录始受到全面重视。清沈德潜编选陈隋以上古诗,“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迄童谣里谚,无不备采”[1],对“童谣里谚”之类并未偏废。清代杜文澜强调:“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2]杜氏于经史子集广泛检讨,成《古谣谚》一书,为谣谚一端之集大成者。本文所征引者,皆据于此。
  何谓“民间”?对此概念的基本理解,将有裨于我们对唐五代文学的全面认识和把握。关于民间文学作者的成分,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辞》中曾有所论及:“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3]任二北在说明“民间”二字应有之内涵时亦强调:“‘民间’绝非仅仅乐工、伶人、歌妓三种人所能充实成功,亦绝不至拒绝确有写作俗曲、俚曲、佛辞能力之无名文人与佛子,而不许厕身其间。”[4]敦煌歌辞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知理路,并且让我们深刻感觉到,在诸多情形下只是模棱两可的阐述,所有的文学样式并非完全归属于某种特定阶层,它只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倾向性选择而已,其具体的创作及流布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谣谚往往不具姓名,采录者常以时地笼统概之。这是由谣谚口耳相传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就地而言,其流布或有于军中者,如《窦建德军中谣》:“豆入牛口,势不得久”;于朝中者,如《御史台中为巡推谚》:“免巡未推,只得自如”;于里中者,《如意初里歌》者:“黄麞黄麞、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就时而言,则不同时代皆有作者,如《元和小儿歌》:“打麦打麦,三三三,舞了也。”又如《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咸通癸巳,出无所之。蛇去马来,道路稍开。头无片瓦,地有残灰。”作品不拘一时一地。可以看出,谣谚创作的群体,主要集中于底层民众,这在作品的内容及记载的相关背景资料中有所反映,通过歌谣以传递来自民间的声音,是社会舆论功能的主旨所在。与此同时,谣谚的创作亦不乏文人阶层的参与。谣谚的形成即以底层民众为主导的全社会的共同创作。
  雅与俗有时仅仅一间之隔。文人阶层往往从民间谣谚中汲取元素,以广博见闻。同时又对谣谚的创作带来了积极影响。对此我们还通过其基本形态的考察进一步加以认识。总之,不论作品背景身份及时地差异如何,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度咏叹。
  
  二、唐五代谣谚的基本形态
  
  关于谣谚产生的时代,刘师古在其《论文杂记》中有着精彩的论断:“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5]。谣谚作为质朴的民间文学形式,上古时期便进入了文人的视野,其后代有作者,长盛不衰。可以说,歌谣与古诗同源而异流,在题材选取、修辞运用、词句采撷方面互为羽翼,共同推动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唐五代谣谚延续着上古以来朴素简约的美学特征,语言表达通俗易懂,结构形式短小精悍,往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可想而知,其当时的作品数量也应相当可观。然揆以杜氏所辑《古谚谣》,于唐五代有时地可征者,仅二百余条。可见,历代于此之着墨,何其吝啬!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借此从窥谣谚之一斑。
  唐五代谣谚的句式较为多样,现将各类句式分别举例:
  (一)四言者,常见。举如下:
  成都人为段公谣:昔公去此。福成以毁。今公重还。福成以完。民安军治。亦如此寺。
  四言体的形制上古即是主流,挚虞《文章流别论》:“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6]在《诗经》中大量保存的作品基本上以四言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晋以后,四言之体渐告一段落。但在唐五代的谣谚中,却保持了相当的数量,这一方面是由谣谚短小的形制决定;另一方面四言传统在民间的延续,也表现出了上古文学样式强盛的生命力,换言之,如若考察四言之体在后世的流布状况,谣谚将是不可或缺的样本库。《诗经》之体承流接响者,非谣谚莫属。
  (二)五、七言者,最为常见。分举如下:
  廉州邑里为颜游秦歌: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
  唐昭宗引俚语: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
  五、七言为魏晋以来诗歌文学最为常见的句式,是声律渐趋完善的重要标志。古体诗逐渐向格律诗过渡,民间谣谚与文人诗歌的畛域显然。诗至有唐而盛,特别是律绝在内容形式上的发展更是任何时代无法望其项背。这一显着的文化特征,也给同时期民间谣谚的创作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在民间谣谚中,五、七言亦是后来居上,并占据了优势比例。谣谚与诗歌互为羽翼,五、七言在谣谚中所占据的重要角色为其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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