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博弈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晓扬  来源:www.zhonghua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0-06-21 00:44:02

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寒冷的冬日里落下了帷幕。这次峰会被称作是二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超过13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开得不可谓不热闹。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本次会议虽然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与外界的普遍预期相距甚远,但毕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发达国家虽然仍不放弃原先的霸道立场,却也总算接受“强制减排”的大框架,即便仍不愿接受具体的援助穷国指标,却也承诺在未来3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至2020年每年集资向不发达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同样在基本原则上坚持不退让,但也允诺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同意考虑能源消耗与经济产出比。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7年之后,哥本哈根会议是加入这一公约的各方所举行的第十五次会议。期间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各国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一致意见,即《京都议定书》。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也是当年参会各方举行的第五次会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就气候变暖这一热点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其时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浪漫之都注定只有浪漫的童话,博弈却成为这次会议主题的内核。会议开幕以来,从贝拉会议中心传出的争吵声从未停止过,谈判中一直存在着分歧、僵局、协调与妥协,充满了火药味和变数。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该如何分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取得的有限共识,不免让各方难掩失望情绪。

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说,气候谈判应该是超主权的对话与磋商,与之对应的是全球意义上的绿色经济、绿色意识。但气候问题和历史上遇到的其他环境问题都不一样,具有空前的渗透性、广泛性和全球性,随着减排议程不断深入,更深刻地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断冲击各国基本战略利益。气候之争绝不仅仅是一个减排百分比的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环境和技术问题,而是已转化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是道德上的问题,成为攸关各国发展权利和发展空间之争。无论是“气候门”还是《丹麦草案》,这些不和谐声音的出现,其本质无不反映了背后各方的利益博弈。各大阵营的争论焦点实际上是对《京都议定书》之后“气候新秩序”主导权与话语权的激烈角逐。 在本次会议上,发达国家对担当减排责任“裹足不前”,在减排承诺上大做“口头文章”,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具体承诺。欧盟自诩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旗手”,但金融危机后态度明显趋向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尤其缺乏足够的诚意。欧盟甚至提出要废除或抛弃《京都议定书》,改变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础。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7%。在气候谈判中,美国和日本属于同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俄罗斯等非欧盟发达国家,基本都“夹带”主要排放国参与绝对减排的前提条件。且发达国家已从原先的分歧走向合流,还提出了把峰值年份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必须接受国际监督纳入谈判议题。

以中国与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历史责任,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在嘈杂的争议声中,中国立场从没动摇过。在哥本哈根峰会前,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承诺,是所有国家中减排力度最大的。正如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所说的,“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不该我们做的也做了”。对于中国而言,达成一个合理的减排协议固然重要,借此之机改变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意义尤其重大。 从启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以来将近20年过去了,为何依然在谈判的最低阶段徘徊?道理很简单,“气候问题对有些国家而言,是生死之忧,而对有些国家而盲,只是切肤之痛,对某些国家甚至是生财之道”。哥本哈根会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全球抑制气候变暖的脚步不会停止,人们已经把希望留给了2010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下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但未来的气候谈判势必会更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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